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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左志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08:31:35  浏览:830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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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

左 志 平 刘 金 海


案情简介:
原告樊某原是原宣城县杨泗商店的工人,1987年9月调入某工业品公司,先后从事售货员、保卫等工作,1993年被单位安排到精品商店工作,1994年底停薪留职从事家电经营。1996年9月2日,某工业品公司下发宣宁司发字(96)第024号《关于宋某某等同志办理停薪留职的通知》文件,内容是:“为了加强企业管理,今年5月份以来,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停薪留职人员有关手续,多数职工已按规定与公司签订了合同,但至今仍有少数人员虽经多次通知仍未来公司来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现经公司总经理室研究决定,请下列人员:宋某某、……樊某必须在本月15日以前来公司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否则,作为自动离职处理。”该份文件某工业品公司送达给了原告,原告在文件背面签收。此后,原告未按照文件规定的期限到公司办理停薪留职手续,某工业品公司也没有对原告不前来办理停薪留职手续下发除名或辞职通知书给原告。
1995年12月23日某工业品公司行文《关于要求出售职工住宅的报告》给地直房改办,要求对公司47套职工宿舍按行办(95)41号、(95)92号文件出售。1995年10月23日地直房改办公室批复,同意某工业品公司按规定出售。某工业品公司开始对公有住房进行面积测量,并委托市房地产价格评估所进行评估,根据行办(95)41号、(95)92号文件规定计算房款。1998年7月10日原告樊某申请购房,某工业品公司在职工意见栏内签署“同意,该同志从79年参加工作”,双方签定了房改契证字(98)第4116号公有住房出售合同。
某工业品公司是1995年设立的零售、批发商业企业。2002年12月14日该公司被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宣告破产,由被告(即某工业品公司破产清算组)接管该公司,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对职工进行安置。被告于2003年元月4日公告了某工业品公司职工名单,原告不在之列,于是原告找被告,被告告知原告,你于1996年已自动离职,双方早已没有劳动关系。原告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03年3月10日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2003)劳仲字第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自1996年10月起至某工业品公司)破产时,申诉人(原告)与被申诉人(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裁决,于2003年3月1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处理意见:
合议庭对该案的处理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原告樊某自1987年调入某工业品公司后,就成为该公司的一名职工,接受该公司工作安排与管理,享受劳动权利,承受劳动义务,虽然与该公司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996年9月2日某工业品公司向原告等人下发宣宁司字(96)第024号文件,要求必须在15日以前来办理停薪留职否则按自动离职处理。原告违反文件规定未前来办理停薪离职手续,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属于长期旷工行为,某工业品公司(宣宁商场)有权对原告除名。根据劳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宣城市南京市联营工业品公司应当发给原告除名通知,而该公司未向原告下发除名通知书,仅以宣宁司字(96)第024号文件认定原告已自动离职,显然不符合劳动法律的规定。因此,原告与某工业品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不能自然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存在。某工业品公司破产清算组在某工业品公司被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享有对该企业财产清算、职工安置,代表破产的某工业品公司进行民事活动,原告与某工业品公司的劳动争议应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原告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判决原告樊某与某工业品公司宣告破产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第二种意见是,自动离职是指劳动者擅自离职,单方终止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行为。某工业品公司向原告樊某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公司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否则,作为自动离职处理。樊某在接到该通知后,就已明知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手续,将产生自动离职即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法律后果。但是,樊某在签收该通知后既没有对该通知提出异议,也没有按通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公司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在此之后直至某工业品公司被宣告破产时,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内,樊某没有向工业品公司履行任何义务,也没有向工业品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因而,樊某的行为已构成自动离职。“自动离职”是导致劳动关系终止的情形之一,系职工基于自己的意志,单方面擅自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不受用人单位意志之强制,因此,用人单位没有必要再作出除名决定。依照劳动部颁布的《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规定,除对企业开除、除名职工应发给通知书,辞退职工应发给证明书外,对职工辞退和自动离职的,无需发给通知书和证明书。在樊某通过自动离职的方式终止劳动关系后,双方即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判决:自1996年10月至某工业品公司宣告破产时,樊某与某工业品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上述两种意见,笔者同意合议庭第一种意见。
法律点评:
所谓停薪留职是指企业富余的固定职工,保留其身份,离开单位,从事政策上允许的个体经营。停薪留职是80年代初的事物,国家劳动部、国家经济委员会于1983 年6月11日下发了《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年。“停薪留职期间,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因病、残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可按退职办法处理:……,符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的开除条件的,原单位有权按开除处理。”“停薪留职”期满,本人愿意回原单位工作的,需在期满前一个月向提出申请,原单位应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本人要求辞职的,经单位行政领导同意,可以按辞职处理。“停薪留职”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内,本人既未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又未办理辞职手续的,原单位有权按自动离职处理。1995年劳动部办公厅对吉林省劳动厅《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请示》复函,答复如下: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精神,企业对有旷工行为的职工做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企业对停薪留职期满后逾期不归的职工,可按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第6条和劳动部《关于自动离职与职工除名如何界定的复函》的规定做自动离职处理。上述政策规定,停薪留职期满后,劳动者逾期不回原单位,原单位可按自动留职处理。处理的程序是,应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以旷工对其除名,该条例第二十条二款规定,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这是实体性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名应当向被除名职工下发除名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是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法,其第二条(一)规定,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退、自动离职发生争议适用该条例的若干问题解释,二、……企业开除、除名职工应发给通知书,辞退职工应发给证明书……。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企业对职工除名均应向职工下发通知书。这是为了对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符合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该案中,樊某在停薪留职结束后,未到公司上班,某工业品公司仅下发宣宁司发字(96)第024号《关于宋某某等同志办理停薪留职的通知》文件,通知樊某在15日内来公司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否则,按自动离职处理。樊某逾期未到公司来办理停薪留职手续,樊某的行为是自动离职的一种事实状态,是引起民事行为发生、变更、消灭的原因,但是它必须有权利人依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变更、消灭权。也就是说,某工业品公司在樊某逾期未来公司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应当向樊某下发除名通知书,用法定的程序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但是某工业品公司没有向樊某下发书面除名通知书,显然,双方的劳动关系不能因为樊某此后未向公司履行义务和提出异议而自然解除,这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而第二种意见,认为职工是自己擅自离职,是单方终止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行为,且离开公司后长期不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终止。这种观点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下发除名通知书给樊某,剥夺了劳动者提出异议的权利,损害劳动者利益,不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也违背了民事法律的价值趋向。


作者单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金皖律师事务所 刘金海 左 志 平
联系电话:0563—303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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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议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台湾省是我国颁布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最早地区,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台湾省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首部立法,该条例对我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简单分析了该条例的特点,并就其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介

抗生素的发现与器官移植被称为20世纪两个最重大的医学发现,而器官移植则更被视为“21世纪”医学之巅。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重新获得了健康。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已在肝移植、肺移植等方面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然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全国性立法,这不仅极不利于我国医患关系中涉及器官移植部分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1987年6月19日,台湾省在我国境内率先通过了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该条例的出台,较好地规范了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事行为,也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台湾省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内容与特点,借鉴其在该方面的成功立法经验,对加快祖国大陆器官移植的立法步伐无疑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就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简作评介!
一、《条例》的主要特点
《条例》共25条,对包括《条例》的制定依据、器官类目的指定、脑死亡的判定以及罚则等在内众多内容进行了规定。
(一)《条例》是一部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保障法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社会规范,都有其制定的目的。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首先对其本身的目的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条例》第一条之规定,该条例旨在保障医师摘取尸体或他人器官并施行器官移植手术,以恢复人体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生命。这说明,《条例》是一部旨在保障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专门法。这在《条例》第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对“器官类目之指定”、“人体器官保存库之设置”以及“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规定,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的类目由卫生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指定,这些器官包括组织;医学院为妥善保存摘取的器官,应设置人体器官的保存库;捐赠器官供移植的死者亲属,可以获得市或县(市)的表扬,家境贫困的还可酌情获得一定的丧葬费补助。笔者以为,对移植器官类目指定的规定,可以保证那些技术上已相对成熟而临床医疗实践也已获得极大成功的器官移植被获准进行,而将那些移植风险还相对较大、成功率不高的器官移植排除于可以进行移植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之列,有利于保障医师施行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提高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对人体器官保存库设置的规定,可以使经由捐献而来但又未能及时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获得较好的保存,有利于保障移植器官的质量及医师对器官的利用。而对“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则有利于公众自愿捐献器官,使器官移植获得更多的供体来源。上述规定都有利于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手术,有利于对病人生命的拯救,体现了《条例》对器官移植的支持与保护。
(二)《条例》较好地注意了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项法,《条例》较好地注意到了自身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表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而涉及刑事责任者,依有关法律处理之。”而第二十三条则规定:“器官移植手术属于人体试验部分,应依医疗法有关规定办理。”这两项规定表明,《条例》充分考虑到了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问题及普通医事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具体的法律适用,这就较为恰当地解决了该《条例》与其他立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可能产生的冲突,协调了与其他立法之间的关系。
此外,《条例》第一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该规定明显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较好地照顾了《条例》与台湾其他现行法的关系。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复杂的医事行为,涉及诸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知情权、过失杀人、医疗事故、对器官移植行为的监管等众多问题,《条例》作为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不可能将这些问题一概纳入其规制范围之内,而显然应将其分别让位于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来加以解决。《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无疑为其他各部门法介入对上述问题的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二,《条例》的上述规定也为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留出了余地。作为台湾首部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条例》没有也不可能将器官移植中的所有行为都规定得毫无遗漏,随着将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及临床应用,肯定还需要出台更多相关的法律(如脑死亡法)来配合它的实施。为此,需要它为将来器官移植法的制定留出一定的立法空间,而《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无疑客观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因为依照该规定,在某些问题没有明文法律加以规制时,应“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而这里的其他法之规定显然也应当包括为弥补该《条例》之不足而于将来制定的器官移植法。
(三)在判断死亡的标准方面,《条例》坚持了二元标准
在已制定过器官移植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中,对脑死亡的处理往往具有较大的难度。理论上,心死亡作为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对器官移植的效果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体某些器官的移植(如心脏、肝脏等)往往对供体的器官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供体心死后再进行移植,其效果大都不很理想,不仅移植的成功率会大打折扣,且移植后病人的成活期也普遍较短。而脑死亡目前还没有像心死亡那样为公众所普遍接受——尽管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人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即使其心跳依旧,也绝对不可能会再复活。这就使得医师无权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使不少患者仅仅因为器官不够新鲜而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制定脑死亡法与脑死亡判断标准,明确将脑死亡作为取代心死亡的一项死亡判断标准,允许医师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二是依旧坚持传统的心死亡概念,拒不承认脑死亡,禁止医师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而我国台湾的做法显然体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它依旧坚持将心死亡作为判断人死亡的基本标准,但同时又不否认脑死亡标准,而将脑死亡标准作为了心死亡标准的辅助标准。体现在具体规定中,《条例》第四条(自尸体摘取器官之时间及脑死之判定)及第五条(脑死判决医师施行移植手术之禁止)规定:“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为之。前项死亡以脑死判定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之程序为之”、“前条死亡判定之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就是说,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摘取死者的器官应当在器官捐赠者的诊治医师以心死亡的标准判定其死亡之后才可以进行;当然,器官捐赠者的诊治者也可以脑死亡为标准来判定器官捐赠者是否死亡,但这样做需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殊程序来进行;而为了防止医师舞弊,《条例》禁止对捐赠者作出脑死亡判定的医师施行器官摘取和移植手术。这样的规定,相对于单纯接受脑死亡而拒绝心死亡或单纯坚持心死亡而排斥脑死亡的做法而言,显然要灵活了许多,也科学了许多。因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已接受脑死亡并作出器官捐献意思表示的人来说,在其脑干死亡后,医师有权从其身体内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用于移植;而对于那些不接受脑死亡的人来说,医师要想摘取其捐献的器官,则依旧需要在其心跳完全停止之后才可以进行。在死亡的标准上,捐赠者具有了选择权。
(四)《条例》确立了符合各国器官移植立法规律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原则:
1. 器官移植的安全保障原则:器官移植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现代医学技术,尽管目前各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相对于一般的医学技术应用而言,它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医疗风险。《条例》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风险的客观性,并为这种风险的预防规定了具体的应对策略。根据《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的规定:施行移植手术应依据确实的医学知识,符合医学科技之发展,并优先考虑其它更为适当之医疗方法;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参与捐献者死亡判定的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时,应善尽医疗及礼仪上必要之注意;医院、医师应在报经卫生主管机关核定其资格及器官之类目后,才可以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应建立完整医疗纪录;经摘取的器官不适宜移植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所定的方法处理。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器官移植的风险性,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进行,防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生命健康损害。
2. 人体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条例》坚持无偿捐献原则,反对人体器官的有偿买卖。为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提供移植之器官,应以无偿捐赠方式为之。”这说明,《条例》提倡捐赠者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无偿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是该《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
3. 人体器官捐献的自愿原则:除了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坚持无偿捐献原则之外,《条例》还将捐献者自愿捐献器官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条例》第六条及第八条分别对医师摘取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的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据此,医师自尸体上摘取器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死者生前以书面或遗嘱表示同意;(2)死者最近亲属书面同意;(3)死者生前有捐赠的意思表示,且经两个以上的医师书面证明的,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亲属不同意的除外。而医师摘取活体器官则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捐赠器官者须为成年人,并应出具书面同意及其最近亲属二人以上的书面证明;(2)摘取器官须不危害捐赠者的生命安全,并以移植于其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为限。[1] 可见,“自愿”(或“同意”)是医师从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最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自愿的前提下,摘取捐赠者器官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4. 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特殊保护原则:器官移植手术是一种高难度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遗留问题和纠纷。因此,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各国一般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给予了较为特殊的保护,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条例》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将器官捐献者的范围限定于成年人。[2]
二、《条例》的几点缺陷
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对台湾岛内及整个中国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该《条例》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条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该法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
人体器官捐献法固然应当是一部旨在保障医师顺利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的法律,但它更是一部保障器官移植安全、规范进行的法律。人体器官捐献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在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保障器官移植安全和规范地进行,保护好器官移植供受体的合法生命权益。而通过以上我们对《条例》制定目的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条例》重视了对医师摘取器官以顺利施行移植的保障,但却忽略了对器官移植供受体权益的保护问题,而这样规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很容易使公众产生如下误解,即:人体器官捐献法是医师进行器官移植的保障法,而不是器官移植供受体利益的保护法。这不仅与人体器官捐献法的实质相背离,且不容易使公众正确理解和接受器官移植,无益于《条例》的社会认同。
(二)对捐赠者范围的限定过于狭窄
《条例》对捐赠者的范围作了比较狭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器官的捐赠者必须是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这就大大限制了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不利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医师对生命的救治,这是因为,在患者三亲等以外的血亲以及其他人员中,有时并不乏自愿捐献器官以救助患者的人,而《条例》对捐赠者范围的狭隘界定,实际上是对其他人员捐献器官的禁止,因此,在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不愿或无法捐赠其器官时,即使患者三亲等及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在其器官符合医学标准而其本人也愿意毫无代价的捐献自己的器官以救治患者,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也不能从其身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这明显不利于对患者生命的救助,也无益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与临床应用。
(三)没有赋予捐赠者对器官捐赠协议的变更权
器官捐赠的本质是器官捐赠者捐献对被捐献者器官的处理。[3] 由于传统的生命观念与民法理论都禁止将人体器官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使得人体器官的性质在法律上较难界定,不能完全按照物权法的理论与实践去处理器官捐赠行为。因此,对于器官捐赠者依法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法律应当予以灵活的保护,在捐赠者毁约而解除捐赠协议时,应视不同情况而给予适当的支持。这既是器官捐赠协议这一特殊民事协议的内在要求,也是鼓励更多人自愿捐献器官或遗体的基本需要。因为,只有当人们认为法律是在真正保护器官捐赠者的利益时,他们才乐于作器官捐献者,乐于捐献出自己或自己亲属的器官或遗体;而法律赋予他们对自己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以变更权,无疑是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这易于使他们认同器官捐赠,从而激发他们捐赠的积极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对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的权利给予了重视。例如,祖国大陆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已于2001年3月开始实施)就明确规定:遗体捐献人应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捐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按照捐献人的要求,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撤销手续。”[4] 而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显然没有赋予器官捐赠者变更器官捐赠协议的权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省在人体器官捐赠方面的一个不恰当立法理念,即重在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对供体器官来源的需要(也就是重在保障器官移植受体的生命利益),[5] 而非保障器官移植供体的生命利益。而实际上,相对于受体的生命利益而言,供体的生命利益更应当受到保障,因为无偿捐献器官是《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无偿捐赠的情况下,供体是甘于付出而又完全得不到回报的一方,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器,法律只有优先且重点保护供体的利益才更符合法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而在这一点上,《条例》显然没有很好地予以考虑。

注释:
[1]这里所称的配偶,是指与捐赠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结婚三年以上的人,但结婚满一年后始经医师诊断罹患移植适应症者,不在此限(参见《条例》第八条第2款)。
[2]参见《条例》第八条第1款。
[3]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捐赠者对其本人器官的处理,二是捐赠者没有相应的意思表示但在其死后其近亲属对其遗体器官的处理。
[4]参见《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
[5]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从短期来看,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无疑会进一步减少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影响到对患者生命的救治。
(本文发表于《台湾法研究》,2004年第2期)


厦门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施行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施行办法》的通知

厦财企〔2003〕190号


各区财政局、各有关企业:

根据《中共厦门市委、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厦委发〔2003〕1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制订了《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施行办法》,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与我局联系。



厦门市财政局

二OO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施行办法



第一条根据《中共厦门市委、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厦委发〔2003〕14号)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施行办法。

第二条财政每年根据民营企业上缴税收形成的本级地方财力,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在预算中列支,专项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一)新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自盈利年度起,市、区受益财政就企业缴纳所得税的地方留成部分,两年内按100%予以扶持,其后三年内按50%予以扶持。

(二)外地民营企业在我市设立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或独立法人企业,从2003年度起,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000万元以上,或者当年应缴已缴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各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达200万元以上的,两年内由市、区受益财政给予企业当年缴纳的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100%扶持。

(三)民营企业的投资者将企业分配的税后利润实际转增或者进行再投资,并依法办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履行缴付注册资本义务并办妥验资手续的,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市、区受益财政部门予以扶持。

(四)厦委发〔2003〕14号文规定的其他地方税收优惠。

第三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金额的计算公式:

(一)企业所得税:

当年企业所得税财政扶持额=企业已缴所属年度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扶持比例

财政扶持的年限及其比例从企业享受扶持的年度起连续计算。

(二)个人所得税:

当年个人所得税财政扶持额=享受扶持政策年度企业税后利润实际转增或者再投资,其已缴的个人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

第四条符合财政扶持条件的民营企业凭以下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向市或区财政部门申请“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拨款:

(一)扶持资金申请报告。

(二)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的资格确认及年审证明,享受扶持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情况资料或上缴各类税收完税证明,与投资者税后利润分配和投资相关的资料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工商变更登记证明。上述材料由企业根据申请项目分别提供。

(三)经税务部门核准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年终汇算清缴报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纳税缴款书,企业当年享受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情况证明。

(四)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查账报告),工商登记证、税务登记证。

(五)财政部门需要的其他资料。

以上资料经核对无误后,原件由财政部门退回企业。

第五条向市或区财政部门申请“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程序如下:

(一)市集中收入的企业,直接向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市财政局负责审查、审批并办理拨款。

(二)市区共享收入的企业,应先将申报材料送企业所在区财政局(或管委会财政局,下同),申请扶持金额在150万元以下的,由区财政局审查、审批并办理拨款;申请扶持金额在150万元以上的,由区财政局初审并上报市财政局审查、审批后,由区财政局负责办理拨款。

(三)税收财政扶持实行跨年办理。企业可于享受政策年度的次年7月底前向市、区财政部门申请扶持,逾期不予受理。

(四)企业同一年度如遇同时符合国家和我市出台的几项财税优惠政策的情况,企业应先享受法定税收优惠,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再由财政扶持,不得重复享受。企业违反规定被财税审计机关查补的税款不得享受本办法规定的财税优惠。

第六条申请“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企业,应于享受政策年度的6—7月份按申请项目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程序,分别向市或区财政部门申报本年度财政扶持资金预计申请数,市、区财政局将审核后的支出数分别列入本级政府下一年度的财政支出预算草案,预算草案经本级人大通过后实施。

第七条财政预算设立“科技三项费用”科目(即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支持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通过公平竞争,享受各类财政性科技扶持资金的支持。

(一)鼓励民营企业通过自办或企业间、企业与高等院校、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办等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研发机构和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1、经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其中属国家级的,由市政府每个资助300万元;属市级的,每个资助50万元。

2、鼓励民营企业创造条件争取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凡经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由市政府给予每个博士后流动站一次性补助200万元,对进站博士后每个人每年补助经费5万元,由其个人自行支配使用。

(二)对民营企业开发和申请原创性新技术专利,或利用自身优势和创新能力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订的,由同级财政科技专项经费予以资助。

(三)市财政科技三项费用资金对民营企业实施高新成果转化、技术创新项目、产学研项目等科技创新项目,按其商品化、产业化不同阶段,可采取贷款贴息、贷款担保和风险投资等方式给予财政资金的支持。

(四)年度内民营企业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项目,在贷款上给予贴息,贴息资金在市、区受益财政安排的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中统筹解决。

第八条民营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费用,以及科技成果引进、转化、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开发费用,按照实际发生额一次性计入当期管理费用,不受比例限制。

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高新技术项目的生产和科研设备,根据实际情况,并按有关制度规定,经企业申请可以实行加速折旧,以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第九条鼓励民营企业加强产品开发,创建中国名牌产品、省名牌产品及中国驰名商标、省市著名商标(以下简称名牌产品)。

(一)我市工业产品获得(含新被认定或复评有效)名牌产品按该产品当年实际上缴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由同级财政按国家级80%、省级50%的比例安排专项支出,建立名牌产品扶持发展资金,以贷款贴息的方式安排用于支持名牌产品生产与发展。

(二)凡获得名牌产品的企业,以市政府名义给予一次性奖励,国家级奖励100万元、省级奖励5万元、市级奖励3万元。

(三)为提高我市名牌产品的知名度,扶持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积极开拓新市场,民营企业可按实列支名牌产品广告费用,计入企业管理费。

(四)支持名牌产品走出国门,名牌产品的民营生产企业设立的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经商务部批准后,给予一次性10万元支持费。

第十条鼓励民营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一)市财政预算安排“拓展国内外市场发展资金”,用于扶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市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发展:

1、对经市政府同意后在国外设立的并以支持厦门企业扩大该地区出口为主要目的的非经营性、非盈利性的海外厦门商品贸易中心,自成立投入运营之日起,市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支付场地租金、主办单位派驻人员费用以及国内配合开展服务工作的必要开支。

2、出口企业针对自有品牌、重点商品或专门市场深度开发出口市场的项目,经市有关部门评估和审定后,由市财政资金予以资助。针对自有品牌的项目资助比例不高于评审确认项目开发费用总额的60%,针对重点商品或专门市场的项目资助比例不高于评审确认项目开发费用总额的40%。

3、支持我市企业举办或参加境内外展览。若企业以名牌产品参加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的国内外展览、展销,公共布展和整体宣传推介费用由政府承担,企业展位费给予50%的补贴;支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本国原产成份高于70%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产品的我市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活动。

4、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前期费用支持。经批准符合资金扶持条件的境外加工项目,由市财政局一次性资助10万元,用于企业前期市场调查费用、合作伙伴资信调查经费、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的行业调查或市场调查经费、投资设备运费等。

5、支持出口企业在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的海外贸易网点和代表机构。申请资助的海外贸易网点或贸易代表机构的出口企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当年派驻海外贸易网点或贸易代表机构的人员在当地工作时间达半年以上;(2)当年对当地市场出口应净增50万美元以上或增幅达50%且净增额不少于30万美元以上。符合条件并经审核同意的海外贸易网点和代表机构,市财政每年资助5万元,连续资助不超过三年。

(二)对民营企业争取到的省政府鼓励工业企业拓展国内市场给予的卖方信贷贴息,市财政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支持。

(三)市财政安排反倾销资金,用于组织我市企业举办反倾销相关的知识培训费用支出,以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市企业申诉国外进口商品对我国倾销及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有关支出补贴。

第十一条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担保服务体系。

(一)对我市民营企业提供担保扶持。通过对担保公司注入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拨补资本金或风险准备金),支持我市担保公司对扶持成长型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出口创汇型民营企业等提供融资担保,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逐步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方位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合作体系和配套体系。促使各区财政资金设立民营企业协作担保资金,形成多层次的担保风险控制机制,并尽快建立担保业务风险补偿机制,强化担保资金的抗风险能力,解决担保资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十二条支持我市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财政预算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第十三条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对民营企业参与我市国有企业改制的,在国有资产作价等方面将给予优惠。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2004年1月1日起实施。此前涉及本办法内容的相关规定,凡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