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１日连南瑶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７年３月７日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３日连南瑶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修订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连南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广东省辖区内以连南瑶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所在地设在三江镇。
第四条 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机关行使职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五条 自治机关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全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保障各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教育各族人民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视和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华侨、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澳门同胞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可以制订特殊政策和采取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八条 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文明、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九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勤政廉政，秉公办事，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行为；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各民族、各方面代表的名额和比例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按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确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瑶族公民所占的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的比例相适应，并有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根据自治县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依法制定、修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各局局长组成。县长由瑶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在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编制内，可以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对自治县行政机构设置、编制员额，制定具体办法，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自主补充自治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事业单位自然减员的缺额。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重视加强镇（乡）政权建设。
瑶族人口占多数的镇（乡）由瑶族公民担任镇长（乡长）。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应当有瑶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
第十九条 自治县各民族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和检察案件时使用汉语，法律文书使用汉文。对不通晓汉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处理涉及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民族问题的案件时，除适用国家法律和广东省地方性法规外，还应执行本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根据自治县地处高寒山区和石灰岩地区，山地、森林、水能、旅游等资源丰富的特点，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林业为重点，农业、林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自治机关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农村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倡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鼓励和扶持专业户、经济联合体开办农场、林场、畜牧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渔场或者从事其他开发性生产，并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因地制宜安排农业生产布局，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建设粮食、畜禽、水产商品基地等“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项目。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成果，并从资金、技术、生产、流通、服务等方面促进农业的发展。
自治县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机关制定林业发展规划，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奖励集体、个人承包经营山林，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林业生产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按照森林分类经营的要求，生态公益林面积应当保持在林业用地总面积的２５％以上。通过调整林种结构，大力发展商品林，逐步增加经济林的比重，提高林业经济效益。
自治机关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发展林业生产。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维持简单再生产费和林业建设保护费，按省有关规定用于造林、育林、护林和林区建设。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和政策规定加强林政管理，保护林业生产者的利益。
自治机关重视封山育林和护林防火，严禁盗伐滥伐林木和毁林开荒，禁止采伐生态公益林。用材林实行限额采伐，采伐量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制订采伐计划，报上级国家机关审批后退级下达执行。林木采伐应当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
自治机关严禁捕猎和非法经营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鼓励集体和个人驯养、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自留山由农民长期使用和经营。责任山由农民按合同规定使用和经营。农民在房前屋后和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农民所有，可以继承或转让。承包的山林，属集体营造的林木，按比例分成；属承包者营造的，归其所有，但应按规定向山权所有者交纳山价款。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发的荒山，产品收入归经营者所有，经营者应当按有关规定向山权所有者交纳山价款。
各镇（乡）、村的集体林场和林农凭证采伐的木材，应当交森工部门收购或者在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市场交易。森工部门收购木材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销售价格的５０％。
林区中的采伐剩余物，经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鉴定，自治县人民政府审批，可以由生产者自行加工出售，产品不列入年度木材生产计划。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土地的管理和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严禁乱占、滥用耕地和闲置、荒芜土地。
自治机关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培育、严格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留归自治县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增值税和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垦复基金，增加对土地开发的资金投入。
自留地、宅基地、承包地、自留山、责任山属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自留地、承包地、自留山、责任山未经法定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承包地，由发包单位收回调整或者由集体开发。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依法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自治机关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办电的原则，鼓励县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合资、合股、独资开发水力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电力事业投资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上省网的小水电电价按省有关规定执行，享受国家给予小水电的优惠政策。在自治县内销售及上送市网销售的电量，由供电企业按国家规定的税率缴交增值税。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水资源费。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矿产资源。对于可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开发利用。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个人采矿，应当依法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在指定的范围内开采。开采者应当按规定交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对所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留归自治县的比例高于一般县的优惠条件，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与保护。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立足本地资源发展地方民族工业，扶持乡镇企业，鼓励发展个体、私营工业。
自治县因地制宜发展森工、建材、能源、采矿、机电、保健食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
第三十条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统一规划，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快公路干线和乡村道路建设。采取民办公助办法修建和养护乡村公路。积极发展水上运输。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交通运输业，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修建公路、桥梁，按照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享受高于一般地区的资金补助标准。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重视发展邮电通讯事业。在上级邮电部门支持帮助下，加强邮电通讯网络建设，更新改造城乡通讯设施。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制定优惠政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与先进的管理方法。
自治机关对自治县以外的省、市、县，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澳门同胞以及外商、华侨来自治县投资兴办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支持上级有关部门和自治县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在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事业。
自治县与上级有关部门在本县兴办的企业可以采取合同的形式，确定利润、外汇分成比例；自治县由此而增加的收入，按照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作为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不抵减上级财政补贴。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属国家控制发展的利用外资项目和涉及许可证配额的进出口货物，按照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享受优惠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实行多种经济形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在生产、加工、储存、购销、技术和信息等方面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机关加强农村集市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做好供应工作，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统一规划，积极开发旅游资源，保护古迹和旅游景区，完善服务设施，发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旅游事业。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建设。从资金、物资、信息、人才和技术上扶持群众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加快致富步伐。
自治县按照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享受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照顾和专项经费补贴。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保护，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对造成环境污染致危害人体健康和引发其它公害的单位或个人，限期整改治理，并追究其责任。
自治县按照高起点、高标准、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环境优美、安全卫生的城镇和村寨。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重视社会保险工作，加强对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工作的管理。各企业应当健全生产责任制度，改善劳动条件，搞好安全生产；做好劳动卫生工作，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
自治机关动员社会力量办好社会福利事业，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对军属、烈属、鳏寡老人、残疾人员和孤儿给予关心照顾和物质帮助。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
自治县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财政体制。
自治县财政自有财力人均数达不到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全省人均最低费用标准的，不足部分可以报请省在财政转移支付中统筹解决。
第四十二条 自治机关加强对财政的管理，坚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民族补助费、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补贴，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扣减、截留、挪用或抵减正常经费。
自治县各部门的政策性收费及上缴资金，纳入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自治机关应当将地方机动财力和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民族补助经费重点用于经济建设和智力开发，用于扶持石灰岩地区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生产和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特殊困难。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国家与省对自治县的税收返还及各项事业发展专项补助，增加对经济、文化建设的投入。某些需要从地方税种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生产项目，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对在自治县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征收地方所得税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用于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的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长的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自治县按国家和省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在核定人员经费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规定新开增支口子的增支部分，自治县财政无力支付时、可以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按行政事业费上年决算的５％设立民族机动金，用于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支出。
自治县经济建设的重点项目，在立项、贷款规模等方面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优先安排和照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年度财政预决算需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预算执行中如需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每一财政预算年度内，至少一次向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经过审计机关审计的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入情况的报告。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建设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主地管理本县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事业。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普及、巩固、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重视师资培训，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办好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逐步增加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民族班。瑶区中学和居住分散的瑶区小学，逐步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民族班；办好教学点，提高教育质量。自治县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和享受瑶族待遇的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自治县少数民族寄宿制学生享受上级政府的助学金补助。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或者出资办学，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澳门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捐资助学或者合作办学。
自治机关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倡导尊师重教，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学校的财产，维护教学秩序。
第五十一条 自治机关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鼓励科学技术人员开展科学研究活动，推广应用科学研究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资助和扶持重点科研课题。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注重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积极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增加文化设施，加强文化馆、站建设，重视办好民族歌舞团，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娱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取缔反动、淫秽物品的经营活动。
自治机关加强对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的保护，加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重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增添运动场所和其它体育设施，促进各项体育运动的开展，增强人民体质。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制定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健全和充实县、镇（乡）、村三级医疗网，加强各类医药卫生人员的培训。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经常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科普知识教育，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的防治，发展妇幼、老年保健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疾病防治工作。
自治机关重视民族、民间医药和医术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应用工作。保护和利用药材资源。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禁止以行医为名利用封建迷信和其它手段诈骗钱财，危害人民健康。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严禁生产出售假药、劣药。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瑶族的计划生育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自治县计划生育实施办法执行。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进行爱祖国、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各民族公民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机关照顾本地方散居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鼓励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学习语言，以利于工作和增进了解，密切民族关系。
第五十八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支持各民族公民开展有益于民族团结和身心健康的传统节日活动。
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不闰月）是瑶族传统的盘王节。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假日。
每年的公历１月２５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纪念活动
第八章 干部工人的培养与管理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重视培养各级干部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营管理等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并且重视在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
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中，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应当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
自治县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招收或者聘用工作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六十条 自治机关制定特殊政策，采取各种措施，优待、鼓励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事业。
自治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按有关规定享受自治地方生活补贴。
在自治县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并取得高级技术职称和在瑶族乡镇基层单位工作满十五年以上的汉族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在升学、就业方面可享受瑶族的优惠待遇。对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在住房等生活待遇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自治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中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和在镇（乡）基层工作的中专以上毕业生，向上浮动一级职务工资，在自治县工作满二十年时转为固定工资，再向上浮动一级职务工资。
在自治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三十年以上的退休人员，继续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生活补贴和在职时的全额工资待遇。
自治机关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有重大贡献者，给予重奖。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自治县各级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措施与本条例不符的，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其上一级机关进行协调，并责令其改正。
自治机关组成人员应当模范执行本条例，并作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一项内容。
自治县每年开展一次民族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
第六十二条 属自治县管辖的一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等的公章、牌匾、文件、公告等，必须冠以“连南瑶族自治县”全称。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框架权”是德国侵权法中一类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有诸多与传统权利迥异的特征。该概念在德国学者中也存在争议，梅迪库斯（Medicus）评论道：“菲肯切尔提出的、现在已经普遍采用的‘框架权’称谓也是合适的（但也有持疑义者，见拉伦茨-卡纳里斯：《债法分论》，Ⅱ2§80Ⅲ2）。”[1]特殊性说明“框架权”概念有其独特的特征，并能解决或解释特殊的问题；争议性说明有人尚不完全赞同这种解决方式。事实上，“框架权”的概念、功能及纷争中，蕴含着德国侵权法的现代发展及诸多重要理论争议；该概念的理解，对我们理解德国侵权法的发展及其中蕴含的问题多有裨益。
“框架权”概念的研讨，对我们自己的法律建构也是有益的。一个直接的例子，一般人格权是当下理论和立法热点之一，关于其性质和存废，存在诸多争论。[2]而在德国法上，“框架权”是“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的理论上的正当性根基；“框架权”理论中，包含了一般人格权的几乎全部理论要素。透彻理解了“框架权”，也就为我们正确理解德国法背景下的“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础，从而有益于我们在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建构和立法中，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框架权既有益于我们认识他人，亦有益于我们反思自己；然而对此问题，国内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在研究“一般人格权”问题时提到此概念，[3]但至今几乎没有以此为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4]故本文拟对“框架权”进行一个探讨。
本文将以下述次序展开：首先，框架权的特征性何在？它究竟是权利还是一个一般条款；其次，“框架权”能够解决或解释什么问题？又会引发什么新的问题？最后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一定要利用框架权，才能解决该概念所欲解决的问题？以及由此对我们的启示。
一、框架权的性质——权利抑或一般条款？
“框架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菲肯切尔（Fickencher）教授提出的，他对框架权有如下描述：“有一些法律地位，它们被归属于确定主体的权利范围，但却并不像前述绝对权具有确定易辨的清晰性，而是显示出某种模糊性。虽然客观法赋予了它们明确的地位，但它们并不能原则上排除他人的一切侵害。人们可以将这些法律地位称为框架权，从而与那些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相区分（‘框架权’概念在本书1965年第1版中就被提出了，且甫一出现就获得了赞同）。因此侵害框架权的侵权行为有如下共同特征，即对框架权侵害之本身，并不能‘征引’出行为的违法性，违法性须通过利益衡量（施瓦茨：‘全面的法益和利益衡量’）才能获得。存在违法妨害时，亦得提起不作为之诉。若该侵害是可允许的，则依事实要件不构成侵权行为。人们区分了两种框架权：其一为企业权（das Recht am Un-ternehmen），其二为一般人格权。两者都是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5]
菲肯切尔教授是“框架权”概念的首创者，其他人对框架权的叙述，都是在菲肯切尔教授论述基础上的继续阐发。由上引可知“框架权”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框架权并不是清晰确定的，而是具有某种模糊性。换言之，框架权并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比如，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什么内容？很难从正面说清。“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中收容了什么生活条件，不仅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公式来表达，甚至连设立一个可供归纳之用的公式都不可能。”[6]虽难以说清但又不得不说，于是难免人言人殊。如拉伦茨（Larenz）、卡纳里斯（Canaris）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1）免受歪曲和不实描述的保护；（2）免受贬低的保护；（3）免受经济利用的保护；（4）个人领域免受侵入的保护；（5）个人意见及真实信息免受传播的保护；（6）决定自由免受妨害的保护。[7]梅迪库斯（Medicus）、劳伦茨（Lorenz）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个人名誉的保护；（2）免于在公众中形成错误形象；（3）隐私免受侵入。[8]菲肯切尔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侵入个人领域；（2）对个人领域情况的泄露;（3）歪曲他人现在或以往的形象。[9]以上德国学者的观点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区分方法，阐述一般人格权这一领域究竟包括了什么的一些认识，但他们绝未期望能够把其内容穷尽地、清晰地描绘出来，他们只是尽量想让一般人格权中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从而有利于认识和适用而已。营业权也是典型的模糊化的“权利”，它的实质是对过错造成企业经营损失提供一般的保护，正如梅迪库斯、劳伦茨所说，对于营业权，“重要的不在于企业的存在，而在于企业的动态运营，从而获得营业额和利润。”[10]可以想见，“企业的动态运营”、“营业额”、“利润”这些表述都是非常模糊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何种行为属于具有违法性地造成前述利益的损害，并应产生责任？也无法一概清晰地说明。总之，框架权——具体而言，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都并非内容清晰确定的权利，而是具有模糊性。
第二，框架权侵害必须经过利益衡量才能确定违法性，才能决定保护。原因在于，框架权总是时时刻刻与其他正当利益相冲突。如一般人格权——尤其是其中的名誉、隐私部分——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营业权总是与自由竞争相冲突。以上正当利益冲突的常态化和复杂性，使得立法者无法在事先对这些冲突予以类型化地模式处理，只能将这些利益冲突下的保护取舍之权交予法官，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综合一切情事判断，决定何者更值得保护。社会关系领域中，就是有一些部分，其利益冲突程度和关系复杂性，超出了人的预判能力。法律要么不把这些领域纳入调整范围内，如此还可保持立法者对法官的控制；若要把这些领域纳入其调整范围，就只能把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法官，由法官事后地、个案地—而非由立法者事先地、一般地—处理这些问题。框架权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深度及于这些复杂领域的一个结果，于是，此领域中法官的利益衡量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框架权具有对传统权利的补充功能，是一种兜底保护的手段。框架权的射程广泛而模糊，当框架权与法律已明文规定的权利给人竞合之感时，应当如何适用？显然应当优先适用已明文规定的其他权利，当其他权利力有不及之时，再考虑适用框架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一个特别表现形式。”[11]那么，当一个人格保护案件落在具体人格权范围内，当然须优先适用特别规定；缺乏特别规定之时，方有一般规定——即一般人格权之适用。营业权也是如此。《德国民法典》中本来就存在一些从若干侧面对企业经营进行保护的规定，如第823条第1款可对企业主的所有权和占有提供保护，第824条可对商业信用提供保护，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10条和第3条以下可对抗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法》第33条可对抗确定的竞争限制，《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更可转介更多保护性法规进入侵权法，引发赔偿责任。但一般性地保护企业经营的规定，尚付阙如。营业权就是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保护规定。但同时，营业权仅为一个兜底条款，只有在其他保护性规定无法对个案妥当调整时，才应予以适用。[12]
正是从以上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框架权”与侵权法上的传统权利是有重大差异的。首先，侵权法上的权利应当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这一点被德国学者称为“归属效能”。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是侵权保护的最佳基础。当权利或利益的主体基于法律规定可以对这些权利和利益进行任意处分时，这就意味着法秩序为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而明确的保护范围，并在该范围内保护他不受第三人之侵害。”[13]归属效能即意味着一项权利须将某项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从而保证确定情况下、确定范围内，特定主体可取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法律优先。其次，正是由于法律已经通过设立权利的方式，将确定利益归属于特定主体，故当其他主体侵害此已被归属的利益内容时，法秩序即被破坏，由此产生了违法性。易言之，在权利侵害问题上，法官只能检验是否存在立法者事先设立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若无此等事由，法官必须认定存在违法性，而无权继续进行利益衡量。此即所谓侵害权利直接“征引”出违法性的理论。[14]
反观“框架权”，它是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的，其内在究竟包括了什么，具有模糊性；由此就导致框架权不可能为其他主体设立明确的警戒线，他人何时何种行为构成违法侵害，只能由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确定，而非由侵害直接“征引”。因此，立法者是无法通过设立一种“框架权”，来事先确立一种确定法秩序的；这种所谓“权利”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仅仅是对于以往被忽视的某个领域，法律现在可以介入或者说法官现在可以考虑对受损者提供保护，至于怎样介入和如何考虑保护，则完全靠法官自己做判断。
框架权名为权利，实与权利迥然有异；与之相近的，恰恰是一般条款。众所周知，一般条款都是概括抽象的，而不可能内容确定具体，否则就违反了其“以具有一般意义的表述容纳尽可能多的事实要件”[15]的本意；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等典型的一般条款，莫不如此。在功能上，有学者在讨论诚实信用原则时指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导源于这样的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16]同时，在法律适用上，具体规定优先于一般条款，“当有具体规定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诚信原则，法解释学上称为‘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应予禁止。”[17]故一般条款仅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
内容并非具体确定、须法官在利益衡量前提下进行自由裁量、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框架权的这三个特征，与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个个相悖，却与一般条款的特征个个相合。事实上，这种抽象概括、由法官进行衡量和判断、补具体规定之不足的制度，只能是一般条款，无论它叫什么名称。
二、“框架权”的功能及困惑
（一）“框架权”概念的功能
德国学者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框架权”概念？该概念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要明了这一点，必须首先明了德国侵权法——尤其是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基本结构。
为求与法典创制时的经济自由主义相适应，《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排除了法国式的、以一个过错责任条款对一切权利利益进行概括保护的做法，认为这样会导致过多的侵权责任，从而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18]于是，《德国民法典》立法者仅把一些典型、成熟、最值得保护的客体遴选出来，用第823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对其提供“无隙”保护；其他客体则须另行寻找保护依据。这些被遴选出来的保护客体有六项，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里的关键在于何为“其他权利”？“该概念单纯从语言上说是非常模糊和宽泛的，但它实际上需要限缩解释……因为如果人们把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都作为‘其他权利’来理解，则（其他权利）与生命、健康和所有权这些已被命名的法益和权利的相似性就会丧失，进而在事实上沦为那个‘大的’概括条款（指法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模式，笔者注），这与民法典第823条以下的体系是不相容的。”[19]
于是，德国学者对“其他权利”提出了“归属效能”、“排除效能”、“社会典型公开性”三项判断标准；也即一项保护客体必须具备清晰确定的利益内容、必须能够排除一切他人之非法干涉、必须能够让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保护客体的一般可能性。[20]德国通说认为满足以上标准的其他权利包括限制物权、期待权、先占权、占有、无形财产权等。[21]不能满足以上标准的，便仅为一项利益—德国学者更习惯称之为“纯粹财产”，仅能在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的法规”或第826条“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加损害于他人”中，寻找保护依据。
然而，以上法律结构毕竟是与行为自由优先相适应的，随着现代侵权法价值取向转移为损害填补优先，前述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结构很快就被冲破了。新生制度的典型就是前文所述的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
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既非立法者有意而为的制度设计，也非学者的法教义学的推演，而是法官面对实践压力“逼不得已的创新”。在损害填补优先的背景下审视1900年生效的德国侵权制度，会发现其中存在保护客体上的重大遗漏。主要包括：其一，缺乏对几种明文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概括保护；其二，缺乏对一些特定行为之外的损害企业经营的概括保护。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官，在侵权法的价值变迁和社会高涨的保护需求的背景下，在个案中面对这些遗漏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只能提供保护。可问题在于——没有裁判依据。难道等待立法修改吗？个案中的法官可等不及，于是办法只有一个——自己创造裁判依据，并依之进行判决。于是就诞生了所谓“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法官称这两项权利属于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于是便可以方便地发动过错责任，为受害人提供保护。如此一来，法官不仅有了新的裁判依据，而且减弱了相关利益的保护要件，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论证义务。换言之，法官不仅有了新工具，而且新工具还很方便顺手。
法官只须对个案妥当性负责，不须对法律体系的整体解释负责；结果“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两个工具越用越顺手，判例越积越多。但这却苦了学者。学者是必须对法律整体自洽性提供解释的。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法官背后，学者颇有些无奈地为前者收拾理论和体系上的残局；对那些已无法解释的事物继续提供解释。
这种解释是什么？这就是“框架权”的由来。德国学者——首先是菲肯切尔教授——提出了一种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并无确定的边界，只是指示出一个范围（框架），可以考虑保护的客体就在这个范围内，但具体在哪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只有事后在个案中，法官依一切情事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才知道是否应当对其提供保护。借助这个概念，来弥补传统权利规定之不足，而“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正是“框架权”的两个典型。由此，没有确定的内容、缺乏清晰的边界、必须经法官利益衡量、对具体规定的补充作用，所有这些悖于传统权利之处，反倒成了新型权利的特征。于是，“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的悖理之感有所减少，理论上的依据感有所增加。本来“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都是漂浮在空中，无根无据的事物，有了“框架权”，便为它们下方垫了一个基座，变得似乎有所凭据了。这就是“框架权”—一种学理为了应对实践发展的解释性理论——的功能。
（二）“框架权”理论带来的困惑
“框架权”理论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突兀感，为后者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但仍留有诸多困惑，以下分三点述之。
第一，权利与一般条款的混淆。权利是权利，一般条款是一般条款，两者本来界线是清楚的。而现在，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也被赋予了权利之名，那么，什么是权利？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难回答了。事实上，权利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立法者主导，立法者依靠设立权利而事先确定了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法官和社会关系的控制；一般条款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司法者主导，立法者承认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力有不及之处，因此把这些情况下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了法官。而现在，一般条款也成了权利，前述两者区分及其区分带来的不同机能，就难再成立了。
第二，法官群体的自我授权。民法中不是不可以有一般条款，而是必须有。但问题是，一般条款应当是立法者设立的，是立法者对司法者的“空白委任状”和宽泛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而在框架权理论之下，是司法者自己在创设一般条款，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委任和授权。当然，即使在大陆法系中，立法者也不可能实现对司法者的完全控制，后者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都未达到框架权理论展示给我们的，法官自己对自己进行“空白委任”的程度。
第三，“三个小概括条款”的危险处境。德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虽然自称为“三个小概括条款”，其实其核心规范——第823条第1款并非概括条款。因为原本该款上的所有权利都具有权利特征，都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换言之，第823条第1款是建立了确定行为模式的完全性法条。而现在，框架权成了第823条第1款上的权利，这些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吸收能力极强，几乎所有未被明文列举的人格利益都可以成为“一般人格权”，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纯粹财产利益可以成为“营业权”，这就使得以保护利益为目的的另两个“小概括条款”——第823条第2款、第826条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减。于是，第823条第1款这个本来不打算成为一般条款的完全性法条，现在也几乎成了一个可以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从而向法国模式大步靠拢。德国式“三个小概括条款”的模式，面临坍塌的危险。
框架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解释工具。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概念无法解释时，德国学者创造了另外一个新概念去解释前者，如此而已。但仍然留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惑。当然，本质上说，这些困惑并非框架权理论造成的，而是框架权理论的原材料——“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本身就有的。框架权只是总结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共同特征，提出一个新名词而已，至于原有的矛盾，无论学者以何种方式言说，它们总是存在，无法消弥。质言之，框架权理论只是使本来无可解释的东西，变得“似乎”可以“有所”解释，更无其他。
三、不依赖框架权解决其所针对问题的尝试
框架权所解决的问题，不用框架权是否就不能解决呢？
首先，就框架权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解释性理论。没有它，只不过会让既有的理论体系上的裂痕不加粉饰地、更清晰地展现于大家面前，而对实践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仅仅不使用“框架权”这个概念，只要其实质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还在，前述问题就不会消失。当然，扩大侵权法对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这乃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但问题是，是否不依靠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达到目的呢？
德国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的讨论。在讨论“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和一般条款的资格之可疑性”问题上，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有一种常见观点，即认为一般人格权不过是一个“框架权”和一个（伪装的）一般条款。尽管这里确有正确之处，但这种所谓资格在当今的发展情况下还是放弃为好。如前所述，由于一般人格权能够划分为比较清楚的转述为保护范围的一个系列，这些保护范围中的一部分具有精确的结构，从而可以依构成要件直接征引出违法性，另一部分保护范围至少也能具体化到常常只要很少的几条判断标准就足够将其确定……因此，法学在固化一般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上付出的努力，恐怕应当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要件化的精确描述，人们或许可以尝试将‘一般’人格权逐渐浓缩为个别的‘具体’人格权。”[22]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将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来认识不妥当，这并非一个纯粹从学理出发的观点，而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希望。因为，若仅将一般人格权认定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等于肯定了其中包含的过大不确定性的合理性，并不再考虑进步，这是不妥当的。学者应当把一般人格权向精确的要件化方向努力，并不断建构出真正的“具体人格权”来覆盖一般人格权中主要的、成熟的领域。
拉伦茨、卡纳里斯对“营业权”概念也有堪称激烈的批评。“事实上营业权不仅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而且缺乏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因此“营业权”并非权利，其实质为“以纯粹财产保护为目的的、未立法化的行为规范的源头”。结合实践中的案例类型，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没有必要再设立一项“营业权”，而是应当回到民法典确立的模式，即通过第826条实现对这些利益的保护。[23]
以上说明，德国主流学者对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也有许多批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逸出已规定权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不值得保护；这只意味着，德国学者认为仍然能够找到—或至少应当去探求—更有确定性的保护方法。法官仅为自己裁判之便自行采取的这些手段，并非当然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也非解决问题的必须或惟一。
中国有没有必要接受“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概念呢？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概念本身并不代表客观真理，也不代表什么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们只是特定法典（《德国民法典》）、特定法律结构（“三个小概括条款”）下特定法律问题——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的一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法（也不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我们并非一定要接受这些概念，更非不接受就不进步，就不符合世界潮流。惟一能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些概念的，是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国是否也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侵权法在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上，采纳的是法国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不区分权利与利益，以过错责任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而无论是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人格利益，还是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财产利益，都可以包含在“民事权益”这个宽泛得无法再宽泛的框架内。换言之，《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就是我国各种权利外利益兜底保护的一般条款，可以为各类利益提供请求权基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一般条款了，在该一般条款射程范围内，我们不需要再设立其他重叠的一般条款。
四、结论
框架权并非权利，其实质是一般条款。框架权是在德国司法实践创造了“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之后，为对这些所谓“权利”造成的理论裂痕有所弥补，而提出的一个解释性概念。但其效果充其量也只是有所弥补而已；理论裂痕是仍在的，不会因一个解释性概念的提出而消失。
框架权的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是为了解决特定法典、特定侵权法结构下的特定问题——德国侵权法缺乏人格利益和与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而由司法创设的一个解决手段和裁判工具，并不代表客观真理或必然趋势。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已经有了对权利外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因此从请求权基础和裁判需要角度，我们并不需要“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一般条款性质的概念。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项目号：09YJC8201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受德国洪堡基金会“德国总理奖学金”(Bundeskanzler－Stipendium)项目资助，在德国访学期间完成的，在此向洪堡基金会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