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中国科协、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 中国科协 国家民委
民政部、中国科协、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中国科协、国家民委
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省、直辖市）民政厅（局）、科协、民委：
近几年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一半以上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部分群众生活明显改善。但是，仍有不少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其中相当一部分属少数民族群众。随着脱贫难度的增大，下一步扶贫工作已进入了攻坚阶段，攻坚的主战场是少数民族地区。为
了更有效地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一九八六年夏，民政部、中国科协和国家民委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确定在河北省丰宁等十五个县（市）（其中民族自治地方五个）开展科技扶贫试点工作。最近，我们联合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试点工作经验。两年来的实践证明，科技扶贫的
路子对、效益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脱贫途径，现在将试点经验向面上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
扶贫是救济工作的改革，科技扶贫是在扶贫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据十一个试点县的统计，在两年的时间内，虽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近四十万被扶持的贫困户中，仍有二十二万多户脱了贫，其中有不少成了富裕户。暂时尚未脱贫的户，生产、生活条件也都有所
改善。
科技扶贫，不但使大批贫困户脱贫致富，而且使科技知识大为普及。广大科技工作者通过办培训班、科技夜校、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科技图展、放映科技电影录像等活动，向贫困户传授科技知识，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一至二门实用生产技术，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不仅对
当前贫困户脱贫致富起到了显著作用，而且对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战略意义。据十三个试点县统计，两年共有六十多万人次受到各类实用技术培训，有不少人成为生产能手、农民技术员、科技专业户。这些人又成为“二传手”，把科技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
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富。陕西省商州市火神庙乡贫困户王学义，通过参加奶山羊培训班，学到催奶技术后，为村里办起了培训班，接受培训的有三百多人次，使一只羊的日产奶量由十六斤上升到二十四斤，全年产奶四千五百多斤。全村养奶山羊纯收入一万八千多元。同时，由于凡是开展科
技扶贫的地方，干部为群众办了实事、好事，干群关系得到了改善，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尊重知识、尊重科技人员、学文化、学技术已蔚然成风。他们说：“家有千金，不如一艺在身”。
二
两年来科技扶贫工作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领导重视，各方协作。科技扶贫是系统工程，牵涉面广，必须有统一领导，各方配合，才能收到成效。河北省丰宁县除科协、民政、民委三家外，还把工、青、妇群众组织和农、林、牧等各行各业都组织起来。落实任务，各尽其力，投入科技扶贫。为了加强领导，还选派了二十
八名科技骨干担任副乡长以上职务。在财力筹集方面，该县把用于农村的资金，统一安排，按原渠道管理，两年来共集资一千三百万元，扶持了三万三千多户，使57％的户脱了贫。
第二、扶贫项目，要先进行可行性研究，注意科学性，防止盲目性。各试点县在选择扶贫项目时，都组织科技力量，对当地资源、市场情况、技术条件等进行现场考察，综合论证，在此基础上确定扶持项目。一般以种植、养殖业为主，什么合适就搞什么。有些地方还根据自己的条件，
办了些加工业，作为“龙头”，带动千家万户，发展商品生产。实践证明，科学论证保证了扶贫效益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第三、广泛组织科技力量，为扶贫提供系列化服务。科技扶贫，主要靠科技。所有扶贫项目，自始至终都有科技为它服务。科技力量从哪里来？就是依靠当地各行各业和学会、协会以及各业务部门的科技人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技术培训，对扶贫项目考察论证，以及开展良种引进、
品种优化研究、防疫治病等。也有的地方委托高校、研究部门帮助进行专题研究、培训人才。河北省丰宁县动员了二十一个部门、专业技术协会的二千二百多名科技人员，为全县九千二百多户提供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办各类培训班四千六百多期，接受培训的有二十八万人次。
第四、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作用。农村原有一大批各种能人，通过培训，又成长起一批新的生产能手或技术能手。科技扶贫试点县中，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各类专业技术研究会、协会，蓬勃兴起，他们研究生产技术，交流技术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形成浩浩荡荡的农村第一
线科技扶贫大军。安徽省临泉县黄岭区盛产大葱，但由于品种退化，产量不高。当地大葱研究会，引进山东大葱与本地大葱杂交，培育出新品种，亩产由一千五百公斤提高到四千公斤以上。像这样的研究会，该县就有九百七十多个。
三
三年来试点经验说明，开展科技扶贫，花钱少、见效快，是长效措施，在较大范围内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根据现有力量和各地情况，决定在现有的十六个试点县基础上（1988年新增乳源瑶族自治县），扩大到一百零五个县。为把这部分县科技扶贫工作搞好，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要把科技扶贫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收入还比较低，解决温饱问题还是头等任务；非贫困地区，也还有一部分贫困户存在。特别是每年都有上亿农民遭受自然灾害，如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扶持措施，其中一部分灾民就
可能成为新的贫困户。因此，扶贫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科技扶贫是扶贫工作的一种好的形式，也是改变整个农村经济、文化面貌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希望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重视这项工作，把它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领导，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尽
快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二）各地民政部门、科协组织和民委，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制定科技扶贫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给当地政府当好参谋助手，充分发动和依靠社会力量，使科技扶贫工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三）抓好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要充分发挥农村科技工作者、技术能人、能工巧匠的作用，组织他们开展技术服务、举办技术培训班。培训内容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传授实用技术为主，以实效为目的，搞什么项目培训什么技术，要速成有效，培训形式可灵活多样。争取凡有生产能
力的贫困户都能参加学习，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
（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近几年来，民政部门结合救灾，在扶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扩大的范围，重点是民政部门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我们以这些点为阵地，引进先进技术，培训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使之在科技扶
贫工作中起到示范作用。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务院已成立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其他地区贫困户的扶持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希望各地民政部门、民委、科协，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把科技扶贫工作扎扎实实地抓起来。只要坚持抓下去，就一定会作出成绩，为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作出贡献。
附：科技扶贫重点县名单
北京市（1个）：密云县*
河北省（10个）：丰宁满族自治县*、蔚县、围场县、宽城县、涞水县、盐山县、
平泉县、栾平县、隆化县、迁西县
山西省（5个）：临县*、灵丘县、榆社县、汾西县、左权县
内蒙古自治区（1个）：敖汉旗*
辽宁省（7个）：北票市、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
义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
吉林省（6个）：洮南市*、大安县、通榆县、镇赉县、汪清县、珲春县
黑龙江省（4个）：泰来县、同江市、延寿县、兰西县
江苏省（5个）：泗阳县、响水县、沐阳县、淮阴县、滨海县
浙江省（2个）：磐安县*、永嘉县
安徽省（5个）：临泉县*、阜南县、广德县、郎溪县、枞阳县
福建省（1个）：永定县
江西省（2个）：永新县*、修水县
山东省（7个）：沂水县*、东平县、临沐县、东明县，茌平县、乐陵县、鄄城县
河南省（4个）：濮阳县、长垣县、范县、淮滨县
湖北省（1个）：监利县
湖南省（10个）：宁远县*、大庸市、桂阳县、石门县、安化县、古丈县、 新田
县、隆回县、辰溪县、酃县
广东省：（2个）：乳源瑶族自治县、乐昌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2个）：马山县、防城各族自治县
海南省（2个）：东方黎族自治县*、三亚市
四川省（4个）：宜宾县、巫溪县、云阳县、隆昌县
贵州省（6个）：普定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台江县、榕江县、荔
波县
云南省（5个）：富宁县*、峨山彝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陕西省（6个）：商州市*、千阳县、勉县、澄城县、平利县、永寿县
甘肃省（6个）：甘谷县、武山县、平凉市、西和县、渭源县、临泽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1个）：泾源县*
(注：*为原科技扶贫试点县。)
1989年4月24日
浅析侵权责任法可能对医疗纠纷产生的影响
万欣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将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起草之初就引人瞩目，特别是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的内容，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从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来看，与现有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其施行势必对医疗纠纷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就有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主要为解决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不适合社会实践的问题。《办法》在实施十余年后，产生了众多矛盾：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过于狭窄，将医疗差错排除在外；鉴定体制不合理，被人称之为“老子给儿子鉴定”；赔偿金额过低，赔偿范围限制在3000－8000元。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办法》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甚至在不少卫生局居中调解的医疗纠纷中，《办法》所确定的赔偿金额都不被作为调解的依据。因此出台一部新的规范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文件势在必行。《条例》的出台一度被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良方，被认为是有效解决医疗纠纷的一个新法规。
可是《条例》施行中，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争议在：四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明显伤害”的的定义没有将所有损害涵盖在内；医学会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赔偿项目缺少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多数情况下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于这些争议，致使不少患方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想法设法规避《条例》。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审理。不少学者惊呼《条例》被边缘化了！其实我们回过头看一看，《条例》所出现的问题与《办法》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条例》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解决《办法》的缺陷，因此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实施后很快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次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必将对《条例》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1、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将不再作为审判依据。
近年来，由于《条例》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缺少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因此而广受诟病。一些地方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时，往往参照《解释》的规定，同时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而在更多的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司法鉴定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医疗纠纷中，法院就直接按照《解释》的规定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因此在卫生部开展的关于修改《条例》的课题研讨过程中，多数专家也认为应当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范围。但是基于众多专家的医学背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医疗事故损害属于特殊侵权，存在众多特殊性（例如主观过错不同，医疗机构存在强制医疗义务，甚至存在医疗保险），因此其赔偿责任应当也有特殊规定，起码应参照航空赔偿那样存在封顶的规定。笔者一直对这些观点不敢苟同，认为《条例》的修改就应当将赔偿责任这一部分删除，不要试图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任何限制性规定。任何限制性规定都将导致《条例》的被规避，从而彻底丧失《条例》的公正、威严，丧失《条例》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所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而再次被边缘化。
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责任列入第七章进行规范，这就意味着医疗损害赔偿彻底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不再存在特殊赔偿的情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将也按照第二章责任方式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而第二章规定的责任方式与《解释》的规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预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时，将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完善《解释》来对侵权赔偿责任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进一步细化。这个司法解释必然也是适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可能出现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单独规定的情形。这样多年以来，关于医疗损害是一种特殊类型损害，不应当与一般民事侵权承担一样的赔偿责任的观点基本上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同样《条例》关于赔偿责任之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以后必然将被束之高阁。
2、《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将彻底失去意义。
《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中，四级医疗事故被定义为“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并且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有可能导致造成患者不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不被认定为医疗事故，而无须承担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又实际上构成了侵权，患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形。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被边缘化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个规定本应理解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造成患者不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规定的执行却严重走形。不少法院简单理解为凡是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均可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继续鉴定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最终按照《解释》的规定进行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条例》任何一处对患方不利的瑕疵均被无限扩大成一道裂痕，最终导致《条例》的边缘化。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与《条例》关于四级医疗事故的定义，以及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大相径庭了。显然《条例》的这些规定将失去现实意义。
3、《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面临巨大考验。
如前所述，《条例》为解决《办法》规定的鉴定体制问题，设立了由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体制。这个鉴定体制在当时情况下应当说还是更为科学的。但是好景不长，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与《决定》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冲突。在医学会是否应经司法行政机构登记并公告、鉴定人是否署名、鉴定人是否出庭接受质证等方面均存在严重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有的地方法院出台了一些内部规定，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更多地方没有内部规定，法官也无所适从。
因为认为鉴定问题属于程序性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就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进行规范。这一问题将有可能在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届时如何确定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将极大的影响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如果司法解释确定医疗纠纷的鉴定统一到司法鉴定，那么《条例》关于医学会鉴定体系将只能运用在行政处理程序中，退出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条例》、《办法》过于强调了医疗损害的特殊性，致使其在诉讼中被越来越快的“边缘化”，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将《条例》更进一步的推向尴尬境地。
二、侵权责任法埋下了加剧医疗纠纷的伏笔。
1、如果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将把医疗纠纷推离法院。
在侵权责任法草案公布伊始，因其规定医疗纠纷中患方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正置），笔者就曾撰文《举证责任别把患方推离法院》。提出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应在现行规定（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基础上加以完善即可，不能由患方就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表面上看似乎举证责任正置减轻了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放手为患者治疗，减少过度医疗。但是这样规定完全忽视了患方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在当前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情况下，尚有不少患方不敢、不愿去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一旦举证责任正置，必将有更多的患方不敢、不愿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而作为医疗机构来讲，通过诉讼解决大多数医疗纠纷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医疗纠纷对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的影响。如果发生医疗纠纷以后，患方都不敢、不愿打官司解决，实际上对于医疗机构来讲并不是好事。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些规定确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及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患方在医疗纠纷中应当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或者至少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法定的三种情形，且存在因果关系。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话，很难认为患方会更有打官司的勇气。
医疗纠纷中的患方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决不是医疗机构的福气，而更像是一个灾难。
况且侵权责任法关于推定过错的三种情形实际上对于减轻患方举证责任根本于事无补。能够证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性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到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性，且和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此时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构成侵权了，此种情况下再推定存在过错是题中应有之意，对患方帮助不大。而另外关于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实际上很少能够直接与患方损害后果相关。即便患方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上述情形，也无法证明这些对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造成了自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损害，因此侵权责任法的这个规定对于患方来讲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显然举证责任正置的规定将进一步将患方推离法院。
2、提供病历资料的规定将加剧医疗纠纷的乱局
是否应当向患方提供病历资料一直以来就是医患双方争议的一大焦点。《条例》规定患方有权复印复制客观病历，对于主观病历可以一并封存。即便如此，患方也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要求提供全部病历。在进入诉讼程序以后，医疗机构由于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将全部病历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患方才可以得到全部病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