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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 公安部


关于在生产及使用环节治理整顿载货类汽车产品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

国经贸产业[2001]8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公安厅（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进一步加大治理载货类汽车（包括载重汽车、自卸车、牵引车、罐式车、全挂车、半挂车和四轮农用运输车及有关底盘）严重超载违章行为的工作力度，国家经贸委和公安部决定，在生产和使用环节对载货类汽车进行治理整顿。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技术标准和设计规则组织生产

　　国家经贸委《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及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全国汽车、民用改装车和摩托车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和《农用运输车生产企业及其产品目录》（以下统称《目录》）内的载货类汽车生产和改装企业以及全挂车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已颁布的有关规定、技术标准和设计规则组织生产，同时产品要符合《整顿载货类汽车产品有关限值要求》的规定（见附件）。

　　二、严格把关，防止不符合规定的载货类汽车产品流入市场

　　列入《公告》的车辆产品，国家经贸委将实施生产一致性考核制度，考核的有关规定另行通知。对不符合《整顿载货类汽车产品有关限值要求》规定的载货类汽车产品，国家经贸委不予列入《公告》。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申请办理注册登记的载货类汽车，要按照《整顿载货类汽车产品有关限值要求》进行核对，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三、对《目录》内的载货类汽车产品进行清理，从源头上杜绝违规产品的生产

　　载货类汽车生产和改装企业要自查自纠，将大吨小标等违规产品及更正参数（包括：车型、技术参数，缺强制性检测项目的按规定补齐）列入更正对照表，报国家经贸委，经国家经贸委审核确认后，通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备案，并在《公告》中发布。对生产违规产品的企业，一经查处，即取消其生产资格。

　　《目录》内现有的载货类汽车产品逐步向《公告》过渡，从2001年11月1日起，《目录》公布的载货类汽车生产、改装企业及产品型号作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再依据《目录》办理载货类汽车的注册登记。

　　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在用载货类汽车大吨小标等违规问题

　　在用载货类汽车产品大吨小标等问题，用户主动要求更改标定载质量的，可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国家经贸委提供的更正对照表办理变更登记。

　　尚未销售的大吨小标载货类汽车，由企业自行回收处理。

　　五、推行车辆识别代码（VIN）的管理规则

　　为加强对违章、违规汽车的清理整顿，打击车辆走私、非法拼装、假冒行为，控制其他涉车犯罪活动，加快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企业申报产品的型号中自定义代号部分要按照车辆识别代号（VIN）规则编制。

　　附件：整顿载货类汽车产品有关限值要求（略）

二○○一年八月十日
　　摘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的首要原则，赋予当事人更为广泛的仲裁自主权，是当前各国仲裁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仲裁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我国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现行仲裁法律制度的不足逐渐显现，并制约着仲裁法在民商事纠纷解决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仲裁法》应立足于当事人意识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仲裁范围、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员和仲裁规则的选择等方面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

　　关键词：意思自治　仲裁范围　仲裁协议效力　仲裁员选任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尊重当事人的私法权益，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自主地做出各种仲裁安排和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应当尊重当事人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追求，充分关注仲裁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贯穿于仲裁制度发展的全过程。在不同时代，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和限制有所不同，先后经历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完全自由时期、绝对限制时期以及相对限制时期等不同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仲裁制度在解决国内、国际纠纷中的效益优势和公正性日益凸显，当事人的意志也得到了更为广泛尊重，当事人意志早已成为仲裁程序的启动之力。

　　我国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基本上肯定了当事人的意思自主权，但在很多方面仍未切实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而且与当前通行的国际仲裁制度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仲裁范围、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员和仲裁规则的选择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仲裁的范围

　　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对于合同纠纷可以仲裁，不会产生疑义，但对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于法律无明确的范围则极容易产生不同理解。实践中，对诸如侵权纠纷、无形资产争议等是否可以申请仲裁存在着不同的做法，往往使当事人无所适从，这种混乱现象的存在也影响了我国仲裁机构的声誉和公信力。事实上，在民事纠纷中，财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当事人既可以提出财产权益的请求，也可以提出非财产权益的请求。以“财产”为界定，将使相当一部分争议无法选择仲裁方式解决；即使当事人选择了仲裁方式，也很可能被法院以不属于仲裁范围为由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关于仲裁的范围，1958年的《纽约公约》将其规定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争议”。“契约性争议”即合同纠纷，“非契约性纠纷”通常是指合同纠纷以外的其他纠纷，这比“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外延要大，而且相对而言也不容易产生歧义。国际上多数国家采纳了这一标准，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2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将他们之间业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关于特定的无论是契约性还是非契约性法律关系的所有或某些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荷兰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往来的不断扩大，各种商事侵权、商标许可协议、不正当竞争纠纷以及合同与侵权纠纷的竞合等案例将大量增加，扩大争议可仲裁的范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和仲裁制度的发展。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不准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外，对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选择。为此，通过修改仲裁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以明确仲裁的范围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

　　二、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

　　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取得仲裁权的前提，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关于仲裁协议有效的条件，各国仲裁法也大都做了较明确的规定。对于符合仲裁法定形式及实质要件的，仲裁协议的效力是不容质疑的。问题在于，现实中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欠缺或疏忽使订立的仲裁协议存在不同程度瑕疵的情形也经常存在，这主要表现为：(1)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时，同意将其提交仲裁机构或向法院起诉；(2)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选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只约定发生争议时提请仲裁；（3）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裁机构并不存在；（4）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同时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5）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但同时又规定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或上诉；（6）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对仲裁事项的约定不明确。此外，仲裁机构的名称表述有误、协议中约定了不得提请仲裁的事项等情况，在我国现实的仲裁协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仲裁协议存在此类瑕疵约定时，应如何认定其法律效力？对此，各国一般均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加以考虑。通常认为，只要当事人在订立仲裁条款时确实存在仲裁合意，那么就应当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而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各国法院多做十分宽泛的解释，从最有利于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角度给予尊重。正如史密托夫教授所言：“即使在英国1950年《仲裁法》使仲裁制度严格受制于法院的环境下，英国法院也意识到，仲裁条款与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性质不同，因而在解释该条款时，将会比对合同其他条款的解释更为宽容，只要可以这样做，他们就试图赋予该仲裁条款以商业上的效力。”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仲裁委员会三个要素，尽管《仲裁法》第18条和第19条对仲裁瑕疵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做了补充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法院尚未普遍认可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与诉讼具有平等地位的理念，对存有瑕疵的仲裁协议往往会做出不利于仲裁合意的认定，从而裁定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协议存在瑕疵是很常见的，而一旦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发生争议，当事人通过补充协议加以确定的意愿往往无法实现。为此，我国应当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对仲裁协议尽量做宽松的规定以及宽泛的解释，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更好地利用仲裁方式去高效、便捷、灵活地解决纠纷。

　　对有瑕疵的仲裁协议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仲裁意愿能否实现及仲裁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而处理此类仲裁协议最有效的途径是法院的协助。当然，如果当事人之间能够通过自治合意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加以弥补，自然是最理想结果。如果他们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只能求助于法院——由法院通过司法监督权来对有瑕疵的仲裁协议进行效力认定，或者依据立法精神直接指定当事人将争议交付有关仲裁机构解决。法官处理此问题时的态度和理念，将直接反映出一国法律对仲裁的支持程度。在我国，转变法官诉讼优先和仲裁必须服从于司法的观念，对于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仲裁员的选任

　　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并进入仲裁程序后，当事人首先必须选任仲裁员。当前各国有关仲裁的立法，一般对仲裁员的资格和条件并无特别规定，其基本条件是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的他们认为能够独立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争议且与该争议无利害关系的本国或外国公民。 因此，一些国际著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等，或者没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册，或者即使有名册，也只是推荐性质的，当事人可以不受此名册的限制指定仲裁员。

　　为了保证仲裁能够独立、公正地审理仲裁案件，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的资格及其指定做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并且规定各仲裁委员会都必须有仲裁员名册。我国仲裁法的这一规定，主要强调的是仲裁员的专业资格，实行仲裁员名册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保证仲裁员的专业水平，从而保证仲裁的水准和公正性。但是，在我国，当事人一旦选定仲裁机构，便只能在该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指定仲裁员，而不能再从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指定裁员，这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愿相冲突，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仲裁的封闭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选择我国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如果我们不能在仲裁员名册上采取更为灵活制度，则比较容易阻却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中当事人对我国仲裁机构的选择，最终将有碍于我国仲裁事业的长远发展。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在将来的修改中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相关立法经验，确立推荐性的仲裁员名册制度。

　　四、关于仲裁规则的选择

　　所谓仲裁规则，是指常设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律所制定的规范仲裁进程的准则，也是仲裁庭行使仲裁权和当事人进行仲裁所应遵循的程序规则。仲裁规则的选择对当事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适用不同的仲裁规则，不但会导致不同的仲裁程序，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仲裁结果。

　　我国仲裁法对当事人是否可以选择仲裁程序法和仲裁规则并无明确规定。不过，国内各地方仲裁委员会适用的本机构仲裁规则多属强制性规定，或是对当事人的选择予以限制，例如《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协议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即视为同意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 一般而言，当事人选择了仲裁委员会，也就意味着选择适用其仲裁规则。 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出现了向“非地方化”方向发展的显著趋势。它是指国际商事仲裁不应受到互有差异、有时可能是不适宜的仲裁地国内法的约束，当事人以及仲裁庭均可以适用仲裁地以外的程序规则，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不受仲裁地国内法支配和约束的“非当地化”的仲裁体系。 随着仲裁制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断强化，当事人在合意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拥有对仲裁程序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不必拘泥于任何特定的仲裁规则。应当说，这一趋势的显现对今后我国仲裁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通过赋予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选择权，从而便于更多的当事人运用我国的仲裁机制去解决争议，以充分体现仲裁机制的功能和价值。

　　
参考资料：

1、彭云业、沈国琴：“论仲裁制度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扩与限”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张斌生：《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

3、赵秀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页。

4、赵秀文：“21世纪中国国际仲裁法律制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刘景一：《涉外仲裁实务和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

6、李金卓：《仲裁协议和裁决法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