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2007年3月30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二、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整理，经主管主任或者秘书长签发，由办公厅转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在两个月内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再由办公厅送达常务委员会有关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工作机构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三、第三十条修改为：“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作出决议，由受质询机关执行。”
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1988年5月14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6月24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订根据2001年8月3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正案》第二次修正根据2007年3月30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正案》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结合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议事规则。
第二条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参加集体行使职权的活动。
第二章会议的召开
第三条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四条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开会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主任会议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需要临时调整议程，由主任或者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五条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于会议举行7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将会议准备审议的主要文件同时送达。
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第六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由本人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秘书长请假。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会议举行前，应当阅读会议文件，准备审议意见。
第七条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方能举行。
第八条常务委员会会议以组成人员全体会议的形式举行，根据审议议题的需要，也可以举行分组会议。
第九条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1人列席会议。
根据会议议程，可以邀请有关的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分院的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十条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允许本市公民旁听会议。
第三章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一条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意见，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意见，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提议案人说明，必要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
第十二条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受主任会议委托，可以拟定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三条议案的提出，必须用书面形式，写明议题、理由和解决的方案。
第十四条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议案的机关或者提议案人、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的时候，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有关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可以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十六条地方性法规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按照《北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撤销职务案，罢免案，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命令案的时候，提议案的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说明理由和介绍情况，并回答询问。
被撤职、罢免的人员，被撤销决议、决定和命令的机关负责人，可以到会申诉或者提出书面申诉意见。
第十八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遇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可以交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或者交有关机关、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进行研究，提出报告，再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九条主任会议、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提议案的机关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对准备表决的议案提出修正案。
修正案必须用书面形式，在议案交付表决前一天提出，并附有修正案草案。
第二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的机关或者提议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一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四章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二十二条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时候，应当由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报告，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十三条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议的报告作出决议。
第二十五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整理，经主管主任或者秘书长签发，由办公厅转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在两个月内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再由办公厅送达常务委员会有关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工作机构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邀请领衔提出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并将审议结果向提出议案的代表团或者代表通报。
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审议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意见较多时，是否由报告机关在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或者重新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五章质询
第二十八条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分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二十九条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交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第三十条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作出决议，由受质询机关执行。
第三十一条受质询机关一般应当在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答复，不能作出答复的，应当说明理由，由主任会议确定答复时间。
第六章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二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三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上的发言，第一次不超过10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5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适当延长发言时间。
对于超过时间或者与议题无关的发言，会议主持人可以制止。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提交书面发言，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印发出席和列席人员。
第三十四条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付表决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再对议案发表意见，但与表决有关的程序问题不受此限。
第三十五条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三十六条交付表决的议案，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三十七条任免案一般应当逐人表决，根据情况也可以合并表决。
第三十八条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按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法律、法规对表决方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常务委员会会议由有关工作机构负责录音、制作光盘存档。会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会议纪要和其他主要文件，刊登常务委员会公报，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
第四十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依法分别报上级机关备案或者批准，并在《北京日报》上公布。
第四十一条本规则由主任会议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试论人权的性质
倪学伟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
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
二
《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模侵犯，这种侵犯人权事件就属于国际法上的人权问题。再如南非以前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与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条约相抵触，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了广泛谴责，并对南非采取了各种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改变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要求有关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内法和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已经被国际条约所规定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不得与之相抵触。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已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若以国内法为借口拒不履行，则构成对国际法的破坏，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属于干涉内政的范畴。如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规定，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形式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对犯有种族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禁止，并制止和惩办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三
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除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和人权领域国际习惯赋予的义务外，人权保护就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只能由国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护才能实现。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破坏，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1978年某国出兵柬埔寨，致使柬埔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连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权更无从谈及。因此，人权的国际保护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能获得解决。人权与主权并不矛盾，西方某些国家将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认为“在人类利益面临威胁的时候，有必要牺牲自己的主权”，把人权问题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其实质是要借口人权问题侵害别国主权。关于人权保护的国际条约都是在主权国家间签订的，是缔约国相互尊重主权的结果，在具体实施这些条约时，也必须互相尊重国家主权。这是国际条约法的一个基本要求。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引伸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也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在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灭绝种族、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暴力劫持人质、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规模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等，是公认的应予禁止的国际犯罪，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不能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有关国家不得借口“内政”而排除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逃避因严重侵害人权的罪行而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除以上严重的人权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权保护还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和条件，取决于一国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权保护的主要方面属于一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国家的内政。西方某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实质上是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既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四
我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我国的人权保护已经制度化、法制化，我国的人权立法从实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将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以实现。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而且每年还要净增1500多万人，相当于统一前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国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食、住房、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中国政府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具有二重性，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就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际合作代替冷战。
长期以来，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他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对目前亟待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是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如果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监督他国人权状况而自己却无需改善，一类只被别国监督而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时，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针对他们自己，而他们本身却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
我们主张，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进行人权保护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会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国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样方法，采取同等步骤是行不通的。只有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严格区分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能获得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