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３日 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６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的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实现公正、公平竞争，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投资１００万元以上或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均按本办法实行招标投标。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是指包括基础、土建、水电、消防及其他设备安装、装饰等全部工程的建筑安装活动。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大型建设项目和省重点工程的施工招投标活动，审批咨询、监理等单位代理施工招标投标业务的资格。
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型建设项目和政府所在地建设项目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小型建设项目和民用建筑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第五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投标活动，应当经公证机关依法公证。
第二章 招标
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至第九条规定条件的单位，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取得《建设工程施工招标资质证书》，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可以承担大、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工作：
承担其他建设工程项目招标的单位，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七条 承担民用建筑与公共建筑投资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大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１人以上；
（二）会计师和经济师各１人以上；
（三）本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５人以上；
（四）单位主要负责人具有承担完成两个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设计或施工或从事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经历；
第八条 承担民用建筑与公共建筑投资在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万元的中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本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４人以上；
（二）会计师和经济师各１人以上；
（三）单位主要负责人具有承担完成两个以上中小型建设项目的设计或施工或从事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经历；
第九条 承担民用建筑与公共建筑投资在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万元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本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３人以上。
（二）会计师或经济师１人以上；
（三）单位主要负责人具有承担完成两个以上小型建设项目的设计或施工或从事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经历。
第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概算已经批准；
（二）建设项目已正式列入国家、部门或地方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三）建设用地已获批准并领取《建设用地许可证》；
（四）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五）建设资金和主要建筑材料、设备的来源已经落实，并能满足合同工期进度的要求；
（六）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许可证已经所在地规划部门批准，施工现场三通一平已经完成或将其列入施工招标范围。
第十一条 施工招标可采用项目工程招标、单位工程招标、特殊专业工程招标等方法。但不得对单位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肢解招标。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可采用下列方式：
（一）公开招标。由招标单位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发布招标公告；
（二）邀请招标。由招标单位向有承担该项工程施工能力的三个以上企业发出招标邀请书，至少要有三个企业参加招标；
（三）议标。对不宜公开招标的技术复杂，保密性强的特殊工程，应报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经批准后，方可进行议标。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招标单位；
（二）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招标申请，并经批准；
（三）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
（四）发布招标公告或发出招标邀请书；
（五）对投标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各申请投标单位；
（六）向合格的投标单位分发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技术资料等；
（七）组织投标单位踏勘现场，并对招标文件答疑。
第十四条 招标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工程综合说明。包括工程名称、地址、招标项目、占地范围、建筑面积和技术要求、质量标准以及现场条件、招标方式、要求开工和竣工时间、对投标企业的资质等级要求等；
（二）必要的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
（三）工程量清单；
（四）建设资金证明和工程款的支付方式；
（五）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与设备的供应方式，加工定货情况和材料、设备价差的处理方法；
（六）特殊工程的施工要求以及采用的技术规范；
（七）投标书的编制要求；
（八）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的日程安排；
（九）项目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五条 招标文件发出后，招标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其内容或增加附加条件；确需要变更和补充的，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在投标截止日期七天前通知所有投标单位。
第十六条 招标文件发出十天内，招标单位应当组织投标单位召开答疑会，并制作答疑纪要。答疑纪要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单位，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发出招标文件至投标截止时间，小型工程不少于十五天，大中型工程不少于三十天。
第十八条 不具备招标条件的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招标代理机构可以收取招标代办费。
委托监理的建设工程项目，并由监理单位代理招标的，按国家物价局和建设部联合颁发的工程建设监理收费标准办理。
第三章 标底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必须编制标底，一个工程只能确定一项标底。
第二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取得《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后，可以承担编制标底工作：
（一）有固定的场所；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造价工程师；
（三）注册资金１０万人民币以上；
（四）注册标底编制人员３人以上。
第二十一条 建筑安装、市政、园林及仿古建筑的标底编制人员，必须持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的《福建省工程建设概预算人员资格证书》。其他专业的标底编制人员，必须持有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发的专业工程概预算人员资格证书。
第二十二条 标底的编审以发包工程的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招标文件、招标交底纪要为依据。参照国家规定的技术、经济标准定额及规范，本省现行预算定额、取费标准、地区单位估价表、价格指数和政策性调整文件。
第二十三条 标底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量、工程价格和主要材料的实际用量，并附有工程量计算书及工程预算书。
第二十四条 标底价格由成本、利润、税金组成。
前款所指成本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台班费、施工不可预见费、包干费和措施费等。
第二十五条 标底编制后，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或者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银行或有资格的单位审核。
经审核确定后的标底，应当密封保存，不得泄漏。
第四章 投标
第二十六条 投标单位应向招标单位提供以下材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和营业管理手册；
（二）企业简历；
（三）自有资金情况；
（四）全员职工人数，包括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数量及平均技术等级等，企业自有主要施工机械设备一览表；
（五）近三年承建的主要工程及其质量情况；
（六）现有主要施工任务，包括在建和尚未开工工程一览表；
（七）省外施工企业还须出示经福建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机构批准的进闽参加投标的有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投标单位领取招标文件时，应向招标单位交纳不超过１０００元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并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踏勘现场和招标答疑会。
第二十八条 投标单位应按招标文件、招标交底纪要的要求，编制投标书。投标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综合说明；
（二）投标价格和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用量；
（三）施工方案和采用的主要施工机械；
（四）保证工程质量、进度、施工安全的主要技术组织措施；
（五）计划开工、竣工日期，工程总进度；
（六）单位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印鉴。
第二十九条 投标单位应在规定的日期内将投标书密封送达招标单位。如发现投标书有误，需在投标截止日前用正式函件更正，否则以原投标书为准。
招标文件中所列工程量有误差时，应当允许中标价格作相应调整。
第三十条 投标单位可以提出修改设计和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等建议方案，并与投标书同时密封寄送招标单位，供招标单位参考。
第五章 开标、评标、定标
第三十一条 开标、评标、定标活动，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由招标单位主持进行。
第三十二条 招标单位应当邀请有关部门参加开标会议，在开标时当众宣布评标、定标办法，启封投标书及补充函件，公布投标书的内容和标底。
评标、定标办法、投标书及补充函件、标底，经当众宣布后，不得更改。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书宣布作废：
（一）标函未密封的；
（二）投标书内容不全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的；
（三）逾期送达投标书的；
（四）投标单位未参加开标会议。
（五）投标书未说明采取特殊有效措施，并超过许可幅度的。
前款所称许可幅度，是指小型建设工程项目和一般民用建筑工程项目的投标价格与标底价格相差超过正负３％的，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投标价格与标底价格相差超过正负４％的，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报标价格与标底价格相差超过正负５％的。
第三十四条 评标工作小组成员由建设单位或代理招标单位、建设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标底编制与审定单位、设计单位、资金提供单位等组成。评标工作小组成员中应有工程师、经济师和会计师参加，特殊建设工程项目和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应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和高级会计师参加。
评标工作小组组长由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担任，组员人数为６人以上，其中建设单位的组员人数不得超过组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三十五条 评标、定标应当对投标单位的投标价格、建设工期、主要材料用量、施工方案、质量业绩、企业信誉等进行综合评价，择优确定中标单位。
第三十六条 确定中标单位后，招标单位应于确定中标之日起五日内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抄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未中标单位。未中标单位应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招标单位退还招标文件及有关资料，领取股标保证金。
第三十七条 中标单位应当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建设承发包合同。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由于招标单位的原因造成中止招标或招标失败的，招标单位应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擅自进行议标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中止议标，并给予通报批评；工程已开工的，处以议标价的１％至３％罚款。
第四十条 招标或建设单位和编制或审核标底单位泄露标底，影响招标投标工作正常进行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责任单位２－－５万元、直接责任人员１－－２万元的罚款，并取消直接责任人员的编制标底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投标单位不如实填写投标申请书、虚报企业资质等级的，尚未中标的，取消其投标资格；已中标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处以２－－５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６个月的投标资格。
第四十二条 投标单位用非法手段索取标底信息而中标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中标资格；工程已开工的，处以中标价的３％罚款。
第四十三条 投标单位串通作弊、哄抬标价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投标资格，并处以哄抬标价额的１％至３％罚款；已中标的，取消中标资格。情节严重的，取消其６个月投标资格。
第四十四条 在招标投标中发生纠纷的，招、投标双方可自行协商解决或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解；也可依法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第四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交底纪要，是指在招标文件发现后至开标前，招标单位与所有投标单位达成的书面协议。
第四十八条 涉外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键词: 反不正当竞争/救济权/制度安排/网络侵权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权利具有本原权利与救济权利之分，但两部法律在功能目标与保护对象方面有相通之处。我国的竞争立法，应采取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与规制限制竞争及垄断行为的分别模式，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范围，注意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关民事立法的衔接和协调。在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可考虑增加侵权行为认定的概括式条款，同时着力解决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法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问题。
在私法领域探究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意在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殊功能作用，即对知识产权行使的保护和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从法律形式来看，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似乎是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设计，前者旨在维护知识财产所有人的“垄断权利”，而后者则是限制或消除某种“垄断地位”。（注：富田彻男认为，“从本质上说，知识产权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或商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顾客的权利。在实施这种权利的过程中，需要有主动购买自己产品的顾客和廉价销售同样商品的竞争对手。”授予这种垄断权的根据，“限于在发明者或创作者付出相当劳动，公开其成果，用于服务社会目的等情况下承认其垄断。”（参见：富田彻男．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M]．廖正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20．））其实，两者有着共同的立法目标，即保护合法权利，促进社会进步。其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产权法是通过保护知识财产所有人合法权益、鼓励知识创新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通过制止非法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应当处理好具有独占属性的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
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关系
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两者之关系，涉及他们在私法领域中的地位及其关联性问题，这是我国近年来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法律的一般关系分析，有必要从权利属性以及与权利有关的行为属性出发，即以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品性作为问题研究的基点。
知识产权是特定主体对知识财产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权利的“专有性”，在英文中通常表示为“exclusive”或“monopoly”，我国知识产权著述将其译为“独占性”或“垄断性”。基于专有性即法定垄断性的特性，知识产权在形式上可视为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这种合法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是国家为激励创新、促进知识财富增长而创设的制度产品，其“存在”本身即竞争法的除外领域，即知识产权作为合法垄断，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对象；第二，知识产权是基于智力创造成果所设置的私人产权，其权利主体进行智力劳动或投资是为竞争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产生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增强权利主体的市场竞争力[1]。但是，知识产权的“使用”如果构成滥用行为，就会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裁。
反不正当竞争是经营者遭受利益损害时得以请求救济的权利。1967 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在第 2 条“知识产权”项下，列举了作品、发明、标记等智力活动领域产生的权利，其中包括“制止不正当竞争”。受公约影响，在一段时期，我国一些学者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权”或“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的说法，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权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处于并列位置[2]。对“反不正当竞争权”，有学者提出置疑，认为其曲解了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性质，“既无特定的客体，又无积极的权利内容”，不宜作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外的一种新的权利[3]。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权”在语义上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作为“权利”看待也只能在规定意义上使用。这是因为，反不正当竞争只是一种救济权，它是基于原权利（如基于有体财产而产生的所有权、基于知识财产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而派生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救济被侵害的原权利[4]。就其实质属性而言，所谓反不正当竞争权是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或诉求。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是其法律调整功能的有限部分，受该法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许多与知识产权无涉。因此，将反不正当竞争视为是一种积极权利，甚至将其归类为知识产权本身，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具有本原权利与救济权利之分，但两部法律无论是在功能目标，还是在保护对象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其一般关系在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独立说。该学说认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有紧密联系，但两法并不能因此融为一体，即知识产权法不能涵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全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可能囊括知识产权法的所有内容[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两法在价值取向、作用机制、立法技术等方面各具特色，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属于民商法[6]；也有学者将反不正当竞争法归类为与专利法、商标法相平行的“第三工业产权法”[7]；还有学者从商标权益保护着手，认为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并列与同位关系，它们分别有独立的保护对象、规制方式、效力范围和保护重点[8]。
二是补充说。该学说认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反不正当竞争即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有机制度构成，换言之，知识产权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规制内容。我国诸多学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知识产权提供“兜底保护”[9]。日本学者满田重昭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商标法的补充保护法，即该法为不受商标法保护的未注册商标提供补充保护[10]。
笔者赞成补充说，即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的补充功能，这在德国法中被称为是“竞争法上的智力成果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归类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其理由是：第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其他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作为自己的保护对象，即对于侵犯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法条竞合及优先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第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与各类知识产权有关而相关法律不能管辖的客体给予保护，以此弥补单一法律制度产生的“真空地带”。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各类知识产权客体的交叉部分给予“兜底保护”，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可以说，该法是知识产权领域所涉内容更为广泛的一种法律制度。尽管在当前的立法例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已越来越广，扩大到许多与知识产权毫无关系的其他领域。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任务。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不是等同关系，不能相互替代，而是相互配合、补充地发挥法律功能。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88 年所宣传的那样，“反不正当竞争法实际保护着专利法、商标法等专门法所保护不到的那些应予保护的权利”。[11]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时与专门的知识产权制度有所不同：专门制度是“基本权利法”，即以专有权利为中心，形成主体、客体、内容、取得、行使、限制以及救济的规范体系；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行为规制法”，即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对各种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为市场行为进行规范，构建了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范体系。现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专门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简述如下：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两者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重要。以至于有学者说，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标权益的保护上呈并列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对未注册知名商标提供反混同保护，而商标法偏重于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12]在商业标记领域，反不正当竞争不仅对假冒商标行为进行规制，而且包括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标记。此外，在非类似商品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注册商标和非注册知名商标），或在商品销售中以自己的商标取代相关商品的他人商标（即“反向假冒”行为），都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处理。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专利法。就技术领域的法律保护而言，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有着不同的功能，前者对技术成果授予专利权，后者则对技术成果采取商业秘密保护；此外，两者也有交叉之处，当一项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后，获得授权前，可以援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临时保护”；当一项外观设计保护期间届满，如果属于知名的产品外观，可以请求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继续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当技术成果权益纠纷遇有法律竞合时，一般应先适用专利法，在专利法未作规定时才考虑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3）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著作权法。较之商标法、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而言，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联性较弱。在有些国家中，冒用他人的作品名称或标题，对作品中的虚构形象进行商业利用等，都可认定为与著作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 1993 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几近20 年，一直未及修改。由于法律文本原来存在的问题以及竞争法律新近的发展，该法不敷使用而需要完善的地方日益凸显。现就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略作如下分析：
（一）竞争法分别立法模式与禁止知识产权滥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之初，奉行的理论基础是“综合调整模式”。根据这种立法模式，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是单一的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门法，而是一部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以及某些反垄断行为的综合性法律。在该法所列举的11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中，通常认为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政性限制竞争、低价倾销、搭售行为、串通投标行为归属于反限制竞争和反垄断的范畴。随着我国于 2007 年出台反垄断法，专门规制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我国竞争法立法模式已经进入到分别式立法道路。有鉴于此，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该交由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规制，而不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对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制，包括私法规制和公法规制两种：前者首先表现为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如地域限制、时间限制、权能限制）对知识产权行使的限制，同时也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约束；后者则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来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知识产权虽然被视为“合法垄断权”，其权利本身当然不能假定为反垄断法所指向的“市场支配力”。但是，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在适用法律上并不特别地免于反垄断审查，即知识产权不能构成反垄断法的“除外领域”。概言之，根据我国竞争立法模式，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交由反垄断法处理。
（二）经营者资格限定与竞争法调整的主体范围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将侵权行为主体限定为经营者，这一规定的不足之处已遭致学界的批评。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何为经营者可分别从主体资格和主体行为的不同角度进行界定。前者是为经营活动的法定资格。依此观点，侵犯商业秘密的企业职工、商业贿赂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办人、无照经营者则不能包括在内；后者强调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行为人即是“经营者”。依后者理解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13]。这种扩大解释，有助于对现行法的适用。但是，未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应在调整的主体范围作出全面的修改。首先，将侵权责任主体即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从“经营者”扩大到所有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从事市场交易行为者，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对象；同时对权利或权益主体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人，不必强调其“经营者”资格，而泛指拥有知识产权的一切主体（包括作品名称或标题的创作者、非专有技术成果的发明者、未注册商标的所有者等）。对权利主体资格与侵权责任主体资格不作限定，可以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真正成为“不管法”，发挥其对知识产权“兜底”保护的作用[14]。
（三）侵权行为列举式规定与概括式条款的增列
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列举式规定，既没有一般性适用的概括条款，也没有扩展适用空间的“兜底”条款，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缺陷。从立法技术而言，概括式与列举式并举是现代各国相关立法的通行模式，即在开列典型侵权行为类型的清单的同时，规定一个关于侵权行为的概括条款，并授权执法机关根据该条款认定社会生活中新出现而法律未能详尽列举的侵权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就是一个一般性条款。笔者认为，该项条款缺乏一般性条款的必备要素。这是因为，根据该款规定，只有“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即该法明确规定的 11 种行为，才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认为，该款规定只是一个定义性规范，不足以在侵权行为类型清单外作扩大解释之用。因此，未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侵权行为一章中，可删除反垄断法已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列举规定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同时增加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一般性条款。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关民事立法的衔接、协调
基于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立法目标，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调整功能上表现了互动与协调。在这里，知识产权保护是两部法律功能互补的连接点。郑成思教授曾经说到，“单行的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谁挤占了谁的位置的关系问题，而是后者（或后一部分内容）对前者如何给予补充的问题”。就知识产权保护来说，单行知识产权法在水平上是“强保护”，在范围上是“窄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水平上是某种“弱保护”，在范围上则是“宽保护”[15]。这说明两部法律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但在法律形式上是独立的。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有三种类型：一是知识产权本身（如商标权），已有单行立法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提供补充保护；二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其他权利（如商业秘密权、商誉权、形象权等），尚无单行法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专门保护；三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财产权益（如作品名称、标题，知识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关单行法未作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兜底保护”。上述分析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在民事立法中可作出如下制度安排，有的需另行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如商业秘密保护法规；有的可在民法基本法中作出原则规定，如商誉权；有的则交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列举式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