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转型，我国面临着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也对法院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大量新型案件对法院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如最近几年各地法院遇到的所谓“祭奠权”的案件。对于这种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变化而产生的案件应如何处理，不无疑问。以“祭奠权”案件为例，在民法法理上，“祭奠权”究竟是不是民事权利？“祭奠权”是否应该获得民法的保护？“祭奠权”纠纷处理的依据究竟应该是什么？当法院遇到类似纠纷，应该如何处理？
一、案例简介
[案例一]李仪诉葛英、李伟祭奠权纠纷案。[1]原告李仪与被告葛英是母女关系，与被告李伟是兄妹关系，原告与被告李伟之间因为赡养父母的问题存在纠纷，导致关系不佳。2002年原告父母到被告李伟家共住后关系更是恶劣，原告在很长时间没有与其父母联系，甚至如果不是邻居告知，原告于2004年3月差点错过其父亲的葬礼。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葛英询问其父亲的墓地地址，被告葛英均含糊其辞。后经他人告知，原告才知道其父亲的墓地地址。2009年4月原告到其父亲墓地祭奠，发现父亲的墓碑上只有其它兄姐的名字，没有自己的名字，原告遂将其母葛英和负责办理葬礼的其兄李伟告上法庭，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对于父亲的祭奠怀念的权利，诉请被告将其名字刻入父亲的墓碑，赔礼道歉，同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人民币。法庭经过审理，认为对于死者，墓碑是其一生的总结，碑上所刻的名字是对于外界的公示，少了女儿的名字，是对于死者的不敬；同时墓碑是亲属寄托哀思、祭奠扫墓的重要工具，原告作为死者的女儿，有权对死者进行祭奠，被告的做法侵犯的原告的祭奠权。通过法庭的工作，双方达成和解，由被告李伟协助原告办理墓碑补刻手续，费用由被告葛英承担。
[案例二]李忠轩、谭宗焕诉王奇祭祀权案。[2]被告王奇与原告之女李静是夫妻，李静后病逝，火化后一直由被告保管骨灰。原告多次询问被告：骨灰是否安葬？安葬何处？被告拒绝答复，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及时安葬骨灰，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应与被告同等享有对于李静同等的祭奠权，被告有义务将李静的骨灰存放地点或安葬地点告知原告，被告未告知，有违社会善良风俗，主观上有过错，同时被告的行为让原告精神上受到伤害，故法院判决：被告应告知原告李静的合法墓地；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上诉，为二审法院驳回。
[案例三]于云鹏诉于海滨等4人祭奠权纠纷案。[3]原告与被告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其父亲先与原告之母结婚，在原告之母病逝后，与被告之母结婚，后其父亲去世。4被告将其父亲与原告之母的遗物、被告之母一起合葬，但是在墓碑上没有刻原告之母的名字，原告因此起诉。法院认为：祭奠是生者对于死者的哀悼，原告要求在合葬的墓碑上刻上自己母亲的名字，是符合社会伦理与善良风俗，因此应该获得法院支持，故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案例四]崔妍诉崔淑芳侵犯祭奠权案。[4]原告崔妍的祖父母崔金书、李润华分别于1996年和 2001年去世，被告为死者之女，死者死亡后，被告未及时通知原告，导致原告无法向死者遗体告别，因而兴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并无法定义务通知原告，其未通知并未侵犯原告的祭奠权，而与遗体告别相比，在死者生前对其的关心、探望更有意义，而对于死者的祭奠，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故最后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祭奠权”的法律性质与请求权规范基础
“祭奠权”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我们在接触到这类案件后的第一个问题。
对于“祭奠权”，有同志认为属于身份权一种，“是民事主体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祭奠的权利，再进一步说，所谓的祭奠权，就是每一位近亲属，对已故的近亲属（特别是尊亲属）都有祭奠的权利，近亲属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相互通知，相互协助，不得干涉、阻挠。”为了说明这一点，该文的作者认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祭奠权”，但是在《婚姻法》第21条中规定了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条规定表明子女对于父母不仅有生养的义务，还有死葬的义务，而权利义务应该对等，该法律义务也隐含着一个法律权利，就是子女有资格对抗或者请求他人相应的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完成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行为。[5]
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中存在问题。众所周知，在民事审判中，法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原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是否成立，如果原告的诉请能够获得民法法律规范的支持，能够通过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法律解释学来确定原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则原告获得法庭的支持而胜诉，如果无法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中确定原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则被告胜诉。[6]但是在案例一中，通过对于《婚姻法》第21条的解释来获得“祭奠权”的规范基础，则存在问题。《婚姻法》第21条规定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赡养扶助的义务，该条款确定了父母子女之间存在请求权，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赡养或者扶助的法律义务，对于该条款确定的权利效力而言，该权利的性质无疑为请求权，从我国对于赡养扶助的内容来讲，一般是财产内容，其权利属于财产权，当一种权利从内容而言是财产权，从效力而言是请求权，则该权利应为“债权”无疑，而债权作为相对权，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第三人有无配合之义务。因此认为约束第三人的“祭奠权”能够从《婚姻法》第21条中获得确认，在法律体系上是无法获得支持的。
同时，这一分析框架认为：祭奠权的来源是因为子女有赡养的义务，就内含着其有祭奠的权利，也存在问题。义务能够产生权利吗？对于一个法律关系中，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导致相对方的义务产生，而一方的义务无法为自己产生相应的权利，而该权利的效力更无法约束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这应该为法律关系应有之义，因此我们从《婚姻法》第21条中无法通过法律的解释获得“祭奠权”的规范基础。
该文的作者也许意识到该分析框架存在问题，故在该文中又提出：从祭奠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看，这类案件一般都是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来进行裁决，在《民法通则》没有将公民对于亲人的祭奠资格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确定的情况下，法院按照社会公德的内容来进行审理与裁决，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7]
这一分析也存在问题。《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属于“法律原则”的规定，而该条也为学者解释为相当于传统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8]一般认为，法律原则在民法体系中具有下列功能：一是立法准则的功能，二是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三是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9]从“祭奠权”案的情形看，如本案适用《民法通则》第7条的活动是属于法官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但是这一适用同样存在问题，运用基本原则来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是必须要求法律体系中有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不能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决，而对于法律漏洞，只有在“当且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换言之，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10]这就要求适用法律原则来解决纠纷的法官，首先能够论证其受理的案件是法律规范应予以规范而没有规范的内容，否则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立法者有意的沉默，显示立法者无意决定由法院来解决相关纠纷，此时法律漏洞并不存在。同时在该文中，作者在论证原告享有祭奠权的同时，也认为：祭奠权纠纷宜用伦理调处，彰显这一纠纷并无法律解决的急迫性，显示出运用法律原则来解决祭奠权纠纷欠缺必要的正当性。
三、从《侵权责任法》第2条看法律保护的对象
《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了侵权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对象，该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从该条规定而言，体现侵权法所保护的对象包括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在民事权利中，受到侵权法保护的主要是绝对权，而非是相对权，已经成为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共识。[11]对于绝对权，一般认为是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内容，而“祭奠权”不在其中，自不待言。但是从本质上而言，祭奠是亲人对于死者表示哀悼的方式，对于祭奠方式的侵犯是否构成对于身份权的侵犯？“祭奠权”是否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受到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民事权利的身份权，学理上通常认为身份权是指“与权利主体的身份不可分离关系的权利”，[12]包括亲权、亲属权等，而对于亲人的祭奠是否属于身份权的范畴，则应从决定身份权内容的亲属关系来进行判断。在亲属关系中，我国《婚姻法》规定了赡养、扶助、抚养等内容，但是并无祭奠之规定，那么能否从《婚姻法》的规定中推导出“祭奠”的权利？身份权的存在是以身份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在祭奠的情形发生时，往往是身份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死亡，因此其身份权也应该消灭，以第一个案例为例，原告与死者是父女关系，原告对死者在其生前无疑享有亲权，但是在死者死后这一亲权已经消灭，自无从从中产生所谓“祭奠权”，其它类似的案例也有同样的情形。
更进一步分析：我们能否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身份关系来确定祭奠权？也不可。以第2个案例为例，原告与被告是翁婿关系，但是李静死后，二者的法律关系已经中断，不再存在亲属关系，自无亲属权的存在，更不可能以此产生所谓的“祭奠权”，而其它案例中原、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也只能约束作为亲属关系的当事人，对于作为第三人的死者无法产生相应的效力。
四、受保护的法益的要件构成
对于上述案例的追问，除了在权利层面的讨论外，还有在法益层面的探讨，即“祭奠权”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的法益的范畴？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论，我们需要探讨获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应该获得哪些条件。
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在德国侵权法中作为独立的侵权法救济的类型存在，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做出了规定，该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负相同的义务。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并无过失也可能违反此种法律的，仅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始负赔偿义务。”这一规定界定了受到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要件，即要求法律明确的规定、其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应有过失。[13]在这一类型中，核心的问题是对于法规目的的探讨，即法规的目的必须是对于当事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才能够适用第823条第2款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而对于保护人们的利益，学说同时限缩法规的意图必须是保护具体的受害人，才能够视为保护性条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限缩法益的保护，从而维护行为人的行为自由。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曾经对于德国模式进行探讨。但是最终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仅仅规定了侵权法对于法益的保护，既未具体界定保护的条件，也没有规定保护的界限。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该条的解读，来规范法益保护的条件。
是否所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都能够获得侵权法的救济？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例，该法第35条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该条款无疑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保护车辆与行人的安全。但是如果因为某些机动车、非机动车没有实行右侧通行，导致道路拥挤，造成行人上班迟到，造成财产损失，行人能否请求损害赔偿？第35条无疑是保护行人的安全利益，但是受到损害的人能否依据该条款获得赔偿则存在疑问。在判断一个保护性法律规范是否构成受到侵权法保护的规范基础，则应该判断该条款对于个人具有直接的保护作用，否则不能构成受侵权法保护的法益的规范基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为例，该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而对于个人的财产没有直接的保护作用，因此仅仅因为车辆没有按照该条规定行使，导致财产损失，不能够获得赔偿。至于如因车辆或者行人违反该条规定，与受害人碰撞等导致受害人的人身伤害，则行为人的行为违反该规定，具有违法性，应就人身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在“祭奠权”案的审理中，虽然法官认为原告的利益受到侵害，但是欠缺保护该利益的法律规范基础，因此该利益不受法律保护，进而其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虽然法官认为《婚姻法》第21条隐含着“祭奠权”的内容，但是根据对于该条款的分析，该条款的法规目的是保护父母子女之间的合法利益，对于该规定之外的第三人，不具备约束力，因此无法构成所谓“祭奠权”的规范基础，自不能获得救济。
五、“权利法定”抑或是“权利意定”
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事权利究竟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考察这个问题，应该先从权利的定义开始讨论，权利的定义决定权利的来源。在民法上，所谓权利，通说认为是指得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权利的本质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组成。[14]从这一定义来看，如果权利是法律所确定的保护的利益，则没有法律的规定，就没有权利的存在，换而言之，法律的规定是权利的来源，故没有所谓的“权利意定”，只有“权利法定”，欠缺法律明确的规定，权利就不存在。[15]
正是因为在学界存在权利来源的错误认识，导致在现实生活中，“权利”满天飞，如所谓的“亲吻权”、“视觉卫生权”、“永久眺望权”等等，这种权利话语的泛化，一方面彰显我国权利观念、维权意识增强，的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在追问这些泛化的“权利”时，[16]我们往往忘记了权利保护的意义何在，即为什么我们在民法中需要“权利”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实现相应的法律活动？换而言之，“权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意义在哪里？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
毋庸置疑，并非所有的“利益”均能够获得法律的救济，无论这个利益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也无论这个利益来源于交易活动，还是社会伦理生活。在各种利益中，法律会做出选择，部分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即使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也只有少部分上升为“权利”，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彰显人们对于社会利益的取舍。而做出这一取舍的，至少在我国的宪政体系中应该是立法者，而非法官，换而言之，在立法者保持沉默的地方，除非能够获得法学方法论的支持，即填补立法者无意遗忘的法律漏洞，否则法官也应该保持沉默。
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反思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的。正是因为这种“权利话语”的泛化，无疑会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紧张和权利冲突的加剧。[17]这一问题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已为学者广泛关注。权利话语的高度泛化，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对峙的出现，而权力话语的张扬导致“责任话语”的缺失，又可能导致社会冷漠度的曾加，最终损害社会本应有的“和谐”，同时权利的过度张汤也可能导致权利制约的缺失，如果欠缺必要对话的基础，则最终导致政治言语的泛化而摧毁人们之间的信任。[18]
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已经隐约可见。以祭奠权案例为例，例案1最终是以调解结案，但是假设双方的当事人最终拒绝接受调解，法院应如何处理？假设法院按照其解说的那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原告的利益，那么法院的判决不是解决了一个纠纷，而是可能增加新的问题，如第2个案例、第3个案例，除了判决可能引发的法律争议外，同时还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最起码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将会恶化，那么这是法律判决的本意吗？
司法不是万能的，因此司法也应存在界限，在面对当事人的诉请时，法官应该清楚司法的界限何在，司法界限就在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法官必须尊重立法者的判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当事人予以救济与裁判，在法律沉默的地方，法官也必须沉默。
六、结语
中国正在面临社会转型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也对于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各种新型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新型的纠纷纷繁而至，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借助的法学的力量，谨守法律的边界，为定分止争、息诉服判，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对于法律概念与体系更为精熟的掌握，我国法学家王伯琦先生曾经指出：“我可不韪地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不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19]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注释:
[1]参见张蓉、张敏娴：“祭奠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8期。
[2]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以下。
[3]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以下。
[4]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9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以下。
[5]参见张蓉、张敏娴：“祭奠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8期。同时对于该观点还可以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以下相关判决。
[6]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
（1989年1月21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11月14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2001年1月12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根据2004年6月1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2005年9月14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保护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渔政渔港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的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养殖业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水库、湖泊、泡沼、池塘、山间溪水等适于养殖的水域发展养殖业；鼓励和支持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培育和推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渔业生产者提供科技、信息和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区水域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资源状况、水域养殖容量等，依法编制水域、滩涂养殖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跨界水域的养殖发展规划由相邻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没有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养殖发展规划修改，须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后重新公布。
第七条单位和个人使用国有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必须申领养殖证。
申领养殖证，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跨市、县水域、滩涂的养殖证，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发；没有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由省人民政府核发。
单位和个人承包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应当依法签订承包合同。
第八条申请养殖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渔业养殖技术规程的要求；有与渔业养殖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养殖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提交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的意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之日起十日内核发养殖证；不予核发养殖证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九条使用国有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未从事养殖生产一年以上或者鱼种放养未达到规定投放标准的，视为荒芜。
养殖水域鱼种投放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商品鱼生产基地和重要养殖水域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商品鱼生产基地和重要养殖水域名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十一条养殖生产用水应当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禁止使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或者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药品。
第十二条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生产，但是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实行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
县域间引进水产苗种的，必须持有检疫合格证明。
水产苗种检疫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申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
（二）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
（三）有与水产苗种生产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繁殖用亲体来源于原种场、良种场，符合质量标准，群体达到一定数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经现场考核后，核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不予核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初级水产品实行检验检疫制度。检验检疫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机构负责水生动物的防疫检疫工作，监测、预防和控制渔业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第三章捕捞业
第十六条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确定全省捕捞限额总量，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
第十七条在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
第十八条申领捕捞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审查后，核发捕捞许可证；不予核发捕捞许可证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取得相应的检验证书。
渔业船舶取得检验证书后，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居住地或者经营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确定船籍港。
第二十条进出渔港的船舶应当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签证，接受安全检查；在渔港内应当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对水上交通安全秩序的统一管理。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与保护渔业资源。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征收和使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禁渔区和禁渔期。国际边境水域的禁渔区和禁渔期按国际间的渔业协定执行；无协定的，按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捕捞，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或者捕捞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禁止使用鱼叉、鱼罩、土簗子、冰板张网、密缝箔、地笼、快钩、搬罾网等渔具捕鱼。
禁止使用爆炸物、有毒物、电力等捕捞方法捕鱼。
禁止制造、销售禁用渔具。
第二十五条禁止使用小于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渔具进行捕捞。
捕捞经济鱼类的各种网具最小网目为10厘米。捕捞小型成鱼的各种网具最小网目为2.6厘米。
簗子淌囤的眼高不得小于7厘米，宽不得小于4厘米，并禁止使用套箱、套囤。
冰槽子、花篮子、鲶鱼囤等渔具眼的尺寸均不得小于簗子淌囤眼尺寸。
张网间距以桩基计算不得小于500米。
第二十六条国有水域主要经济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的最低起捕标准为：
（一）青鱼、草鱼、鲢、鳙、翘嘴红鱼白（大白鱼）、大麻哈鱼、乌鳢（黑鱼）、怀头鲶，体长在40厘米以上；
（二）鲤、滩头雅罗鱼、雅罗鱼、东北雅罗鱼、鳜（鳌花）、蒙古红鱼白（红尾）、鲶，体长在30厘米以上；
（三）红鳍鱼白（麻连）、花鱼骨（吉勾）、唇鱼骨（重唇）、长春鳊、团头鲂（武昌鱼）、黄鱼桑（嘎牙子），体长在17厘米以上；
（四）鲫体长在15厘米以上；
（五）甲鱼背径在17厘米以上（甲鱼卵不得采集）；
（六）河蚌蚌径在13厘米以上。
其他鱼类和水生动物的最低起捕标准均以达到性成熟为准。
第二十七条捕捞作业时裹获的经济幼鱼不得超过渔获物总重量的5%。
第二十八条用于渔业并兼负调蓄、灌溉等功能的水体，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渔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水位线。
第二十九条在鱼、虾、蟹、贝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重要的洄游通道等渔业水域直接引用水时，引用水单位必须设置网、栅等保护设施，切实保护渔业资源。
第三十条禁止围湖、围库造田。沿湖、沿库滩涂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围垦。
重要的苗种生产基地和养殖场所不得围垦。
第三十一条国有水域中的鱼、虾、蟹、贝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重要的洄游通道等，不得划作养殖场所。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任何单位、个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
第三十三条禁止将病害高发期或者发生疫情时的养殖用水向自然水域排放。
禁止在渔业水域浸泡和刷洗有毒有害的物品以及进行其他危害水质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经营休闲渔业的单位和个人，对垂钓场所及其水域的废弃物应当及时清理，防止水域污染。
第三十五条向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投放水生动物新物种的，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论证报告，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进行生态安全评估后，方可实施。
禁止向自然水域和人工增殖水域放生有害的水生动物。
第三十六条在距离国有渔业水域边缘500米以内或者在国有渔业水域内进行爆破、勘探以及其他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有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同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并采取保护措施。由于爆破或者作业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负责赔偿。
建设单位在完工后应将突出水底的残留物清除干净；拒不清理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清理，清理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种质资源和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集中分布、主要栖息地和繁殖地应当建立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禁止非法捕捉、驯养繁殖、经营利用和运输国家和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按照行政区划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其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国际边境水域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边境水域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相关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各级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本辖区执行渔业法律、法规的情况，查处渔业违法案件；
（二）监督检查国际渔业协定的执行情况，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渔政管理方面的涉外事宜；
（三）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解处理渔事纠纷；
（四）保护、增殖渔业资源，救护水生野生动物；
（五）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调查处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六）组织指导渔业船舶检验，负责渔船和船用产品的检验、登记；
（七）维护渔港港航安全，调查处理渔业水上交通安全事故，组织渔业水上救助；
（八）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配备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渔业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渔业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十一条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渔业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捕捞方法和渔饲料、渔药、水产苗种、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等依法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渔政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标志、出示执法证件。
第四十二条重要渔业水域，应当设立公安派出机构，负责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管理水上治安。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大渔业事故应急处理体系，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减少渔业损失。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利用国有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对拒不补办养殖证或者不拆除养殖设施的,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拆除养殖设施。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使用国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荒芜水域、滩涂一年以上的，由核发养殖证的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仍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证，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的，或者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没收偷捕工具，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一）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炸鱼、电鱼等方法进行捕捞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使用毒鱼方法捕捞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制造、销售禁用渔具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渔获物中幼鱼数量超过规定比例的，处以二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鱼、虾、蟹、贝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以及养殖水体等渔业水域直接引用水，未设置网、栅等保护设施，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引水单位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或者以其它方式经营利用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管理部门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十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但是，本条例已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二条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发放捕捞证、养殖证等许可证的；
（二）违反规定分配捕捞限额指标的；
（三）参与或者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不按规定收取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
（五）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七）包庇、纵容或者伙同他人实施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的；
（八）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条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