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8日的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开始，到5月28日广东深圳、湖南郴州和安徽六安三地分别曝出教师涉嫌猥亵小学女生的案件，20天内媒体已报道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令国人震怒，刺痛了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更引发了当今社会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反思。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媒体透露，该中心曾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时至今日却发现，相似案件仍在重复发生。该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大多数系熟人作案。在340件案件中熟人作案占68%；二是校园内发生的性侵案值得重视，在340件案件中有50件属此类；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性侵危害严重。比如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的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四是不满14周岁的被性侵幼女为大多数，占总数的63.8%，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参见《法制日报》记者张媛在该报2013年6月1日“人大立法”版上的采访报道）。这表明，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过发生，并非今天才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警觉、未发展到今天的严重程度罢了。应当认为，现在是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应当采取最为严厉的惩防措施的时候了。
根据近些年我国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分析，尤其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中关于该类犯罪特点的归纳揭露，全国上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紧急措施。强化防范力度，坚持惩防并举，全力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趋势。在笔者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惩防措施应当尽快推进：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侵害对象大多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特殊现象，必须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反思和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寻找遏制途径。笔者十分赞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观点，应当尽快废止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这是因为，嫖宿幼女罪原本就缺乏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功能，事实证明该罪的设置反生消极作用。一是，嫖宿幼女罪作为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漂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规定的，且将此罪置入社会管理范畴，这种刑法上的安排本身就是欠妥的。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而幼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更加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可以将此种性侵犯罪纳入社会管理而不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呢？二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有一种理解上的消极误导作用——用金钱开道什么事都可以干，甚至连幼女都可以睡，于是就有了“买处”、“破处”的不法分子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最弱势群体的幼女。甚至发生了小学校长肆无忌惮的带数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三是，嫖宿幼女罪弱化了整个社会对幼女性侵害后果的认识，助长了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从贵州的习水事件到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开房事件，不得不认为这是设置嫖宿幼女罪带出的严重社会后果。
奸淫幼女罪，原属于我国“79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97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条文规定均表述为：“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法理论界对该种犯罪的通说认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考虑到幼女的生理特点，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触，即视为强奸既遂，这体现了国家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周道莺、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笔者之所以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单设奸淫幼女罪取而代之，并直接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理由如下：首先，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奸淫幼女罪不能归入强奸罪，应当独立成罪。一方面，强奸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上接近成年的妇女和成年妇女，而奸淫幼女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另方面，成年妇女具有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幼女不具有这些能力，将其纳入强奸罪处理既有违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不利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方面，既然幼女与成年妇女之间缺乏可比性，则当然不宜以同一罪名处罚犯罪行为人，也不利于对以“买处”、“破处”等嫖宿之名奸淫幼女等犯罪行为施以从重打击，更不利于对幼女实行特别保护的政策。其次，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具有取代前者的成熟条件。一方面，奸淫幼女罪体现为对公民人身权利之保护，而嫖宿幼女罪的本质特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当然构成对幼女人生权利的侵犯，二者具有替代性。另方面，奸淫幼女罪不因被害幼女接受财物的影响，也不因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的影响，而嫖宿幼女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体现了奸淫幼女罪的表现方式。正如佟丽华所言：“金钱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后者对前者完全具有吸收性和容纳性。再方面，将嫖宿幼女罪归入奸淫幼女罪，不但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纠缠。比如，凡明知被害人系某校的小学女生，完全可以认定为“明知”其为幼女，因为按现今的小学六年制，小学阶段的女生除极个别外不可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学生。又比如，凡教师与小学女生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幼女，因为行为人本身存在较多“明知”的条件和经验。从而有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有效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
二、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
据媒体报道，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女生集体失踪。经警方侦查，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分别带4名女生和2名女生到酒店开房。经医院检查，6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该案经媒体报露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10日，警方对陈、冯二人刑事拘留。5月24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月28日，万宁市检察院以陈、冯二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已于当日立案受理（参见2013年6月10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的新闻追踪）。司法机关的举动令人欣慰。据最新报道，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陈在鹏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冯小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均受到国法的严惩。
陈在鹏、冯小松制造的“万宁性侵幼女事件”，从司法机关目前的走势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立案受理均定性为强奸犯罪，结果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以强奸罪追究责任，表明公安机关认定的猥亵儿童罪被否定，而且更是对《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之否定。客观现实已经表明，嫖宿幼女罪已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该种犯罪针对的是既无辨别能力又无反抗能力的幼女，即使表面现象的金钱交易，同样无法改变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犯罪性质。如果要强调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为首要条件，否则将无力遏制性侵幼女犯罪的蔓延。
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源自于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号召，其法律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的要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这些人，司法机关突出七类严重刑事犯罪（七类即指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七种重大刑事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奸淫幼女罪作为强奸类型列入其中。时至今时，地方各省市的“五长会议”在研究部署重大专项打击活动时，仍要求“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根据目前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幼女犯罪，从中央到地方完全可以重点部署、适时开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之专项斗争，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由此形成威慑机制，并深入各行各业，必将有效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通过司法解释统一从重处罚的量刑标准，减少盲目性，严把案件质量。《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司法机关量刑应掌握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性质”，即指什么性质的犯罪，确定怎么样的罪名，这其中准确确定罪名很重要，必须严格掌握。“犯罪情节”是指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即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犯罪动机、犯罪时机、环境和条件、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第67页）。这其中，尤其要注重对性侵犯罪的“从重处罚”的研究，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该类犯罪能否“从重打击”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从犯罪主体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犯罪的从重；教师奸淫未成年学生尤其是奸淫幼女的从重；利用抚养关系、亲戚关系、代管关系作案的从重。从犯罪手段上，暴力和暴力威逼、打骂施行犯罪的从重；先奸后卖、奸后强迫卖淫的从重，并应实行数罪并罚；多次作案，恶习较深、态度顽固的从重。对此类中极端恶劣者，笔者同意佟丽华的观点，可以立法引入类似化学阉割的域外制度，彻底摧毁作案人的犯罪意志。
除此之外，重教育、抓管控，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性犯罪属丑恶型犯罪，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底线。防范和惩治此类犯罪，应当德法兼施、惩防并举，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教育、治安、纪监等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广施电子跟踪和视频监控，发动自愿者介入，组织夜间巡逻，加强重点场所的管控，消灭死角地带。如此，必将有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之蔓延。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家庭服务业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八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家庭服务业条例》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1年12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家庭服务业条例
（2011年1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家庭服务经营行为，维护家庭服务业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服务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家庭服务业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家庭服务业，是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向家庭提供各类劳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
第四条 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应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范发展的原则。
家庭服务业各方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相互尊重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服务业发展规划，建立家庭服务业管理协调机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负责制定家庭服务业行业规划，建设和管理公益性信息服务平台，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对家庭服务人员的职业培训。
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负责制定家庭服务业行业标准和操作技术规范，规范服务合同文本和服务公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协调组织对家庭服务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做好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相关工作，制定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权益保护措施。
第八条 工商、民政、发展改革、财政、税务、教育、质量监督、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家庭服务业相关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根据自身职责，在职业培训、创业支持、就业推荐、权益保护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章 家庭服务经营者与中介组织
第九条 本条例所称家庭服务经营者，是指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与家庭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从事家庭服务经营活动，为家庭服务消费者提供家庭服务的员工制家庭服务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中介组织，是指依法设立，接受家庭服务消费者或者家庭服务人员的委托，有偿提供信息性中介服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安排家庭服务人员工作，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所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一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对家庭服务人员进行服务技能、职业道德、礼仪礼节、法律知识、安全知识、卫生知识等方面的培训，鼓励、支持家庭服务人员参加各类专项职业技能培训。
第十二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安排持有健康证明的家庭服务人员从事家庭服务工作。
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等特殊工种岗位，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安排持有相应工种职业资格证的家庭服务人员上岗。
第十三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建立家庭服务人员工作档案，健全工作质量评价和监督激励机制。
第十四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为家庭服务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劳动保护设施。
第十五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与家庭服务消费者订立家庭服务合同，家庭服务合同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家庭服务经营者提供一次性或者临时家庭服务的，也可以采用口头或者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订立合同。
家庭服务经营者在订立家庭服务合同时应当向家庭服务消费者说明家庭服务人员基本情况、服务价格、服务标准等信息。
第十六条 家庭服务合同包括以下内容：
（一）家庭服务经营者和家庭服务消费者的名称、姓名、住所和联系方式；
（二）家庭服务人员的条件；
（三）服务地点、方式和期限；
（四）服务内容；
（五）服务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八）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执行家庭服务各业态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向家庭服务消费者提供标准化服务。
第十八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接受和处理家庭服务消费者的投诉，协调家庭服务人员与家庭服务消费者的关系。
第十九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应当依法从事家庭服务经营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扣押家庭服务人员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证件；
（二）向家庭服务人员收取抵押金或者要求家庭服务人员提供担保；
（三）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或者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身份证明的人员从事家庭服务工作。
第二十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服务经营者可以解除家庭服务合同：
（一）未按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二）与家庭服务人员恶意串通，损害家庭服务经营者合法权益的；
（三）隐瞒相关信息，可能对家庭服务人员或者家庭服务经营者造成损害的；
（四）要求家庭服务人员实施违法活动的；
（五）不能提供合同约定的工作条件，服务过程中可能对家庭服务人员人身造成损害的；
（六）不尊重家庭服务人员民族风俗习惯的。
第二十一条 以中介名义介绍家庭服务人员，但是定期收取管理费等费用的机构，执行员工制家庭服务企业的劳动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中介组织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家庭服务人员和家庭服务消费者如实告知，不得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对执业中知悉的个人隐私及其他秘密事项予以保密。
第二十三条 中介组织应当依法从事职业介绍经营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无身份证件的家庭服务消费者或者家庭服务人员提供介绍；
（二）介绍未满十六周岁人员从事家庭服务工作；
（三）采取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家庭服务人员及家庭服务消费者的利益；
（四）扣押家庭服务人员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证件；
（五）向家庭服务人员收取抵押金；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家庭服务人员
第二十四条 应聘家庭服务人员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本人身份证明；
（二）身体健康证明；
（三）家庭服务培训合格证明。
第二十五条 家庭服务人员应当遵守家庭服务合同约定和职业规范，执行行业服务标准，不得泄漏家庭服务消费者的隐私和秘密。
第二十六条 家庭服务人员有权了解家庭服务经营者与家庭服务消费者签订的家庭服务合同内容。家庭服务经营者与家庭服务消费者变更家庭服务合同内容的，应当告知家庭服务人员。
第二十七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服务人员有权拒绝服务：
（一）强迫家庭服务人员提供家庭服务合同约定以外服务的；
（二）虐待家庭服务人员的；
（三）损害家庭服务人员人格尊严的；
（四）不尊重家庭服务人员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要求家庭服务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
第四章 家庭服务消费者
第二十八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与家庭服务经营者订立家庭服务合同时，应当向家庭服务经营者提供有效身份证、户口簿等相关证件。
家庭服务消费者或者家庭成员患有传染病、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应当如实告知家庭服务经营者和家庭服务人员。
第二十九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家庭服务经营者按照家庭服务合同的约定指派家庭服务人员和提供服务。
家庭服务消费者可以要求家庭服务经营者或者中介组织如实提供所指派家庭服务人员的教育状况、职业技能、工作经历、健康状况、道德品行等信息。
第三十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应当按照家庭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和支付服务费用。不得扣押家庭服务人员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证件，不得强令家庭服务人员违规作业或者危害家庭服务人员人身安全。
第三十一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服务消费者有权解除家庭服务合同：
（一）未按规定安排持有健康证明的家庭服务人员工作的；
（二）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提供的；
（三）指派的家庭服务人员有违法行为的；
（四）指派的家庭服务人员提供服务时，造成家庭服务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第三十二条 家庭服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服务消费者可以要求家庭服务经营者更换家庭服务人员：
（一）不符合家庭服务合同约定条件的；
（二）不履行家庭服务合同约定义务的；
（三）不尊重家庭服务消费者民族风俗习惯的。
家庭服务经营者拒不更换家庭服务人员或者更换后家庭服务人员仍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服务消费者可以解除家庭服务合同。
第三十三条 家庭服务人员在提供家庭服务时发生人身损害的，家庭服务消费者应当及时通知家庭服务经营者和有关部门。
第三十四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通过中介组织雇用非员工制家庭服务人员的，应当签订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引导家庭服务消费者与自行雇用的非员工制家庭服务人员签订雇用协议。
第五章 扶持与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家庭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家庭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服务经营者给予社会保险、职业培训和税费优惠，并提供小额担保贷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服务人员给予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社会保险费用补贴。
家庭服务业发展的具体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七条 商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家庭服务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规范家庭服务经营者从业行为。
第三十八条 商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渠道和方式，接受投诉，并在受理投诉后十五日内做出处理。
第三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对家庭服务经营者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情况；
（二）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三）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登记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
（四）家庭服务人员从业培训的情况。
第四十条 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建立行业服务规范，开展职业培训、信息交流和咨询服务，提高行业服务质量。
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实行会员登记制度，向社会公布家庭服务经营者和家庭服务人员资质登记等信息，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行业统计。
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建立服务纠纷调解处理机构，调解处理服务纠纷，维护家庭服务消费者、家庭服务人员和家庭服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家庭服务消费者、家庭服务经营者、家庭服务人员有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中介组织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造成家庭服务人员或者家庭服务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指派的家庭服务人员发生工伤的，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家庭服务经营者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为家庭服务人员支付费用。
第四十五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指派的家庭服务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家庭服务消费者或者第三人损害的，由家庭服务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家庭服务经营者、家庭服务人员与家庭服务消费者之间发生争议时，可以先行协商解决，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调解机构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